以一個大學來轉移一時代學術或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現在已經有三十二年的歷史，最初是京師大學堂，裏面分進士館、史學館、醫學館等，無一館的學生不是官氣十足的。據最初一班的人說：差不多一個學生要用一個聽差，上課的時候，有聽差來通知「老爺上課了！」於是這些學生老爺，才由鴉片床上爬起來，睡眼矇矓地帶著一個聽差到課堂去。醫學館比較多些洋氣，但是和進士館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別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後，稱為國立北京大學，最初一些做過初期校長的人，對於這個學校，也沒有什麼改革，到了袁世凱時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長，胡仁源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聽說當時不曾列名於籌安會，上勸進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學校長這件事，是范源濂發動的，因為他對於蔡孑民極其推重，同時國民黨的人，分為兩派，一派是贊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對蔡去的。直到五四運動以後，反對派之態度才改變過來。
蔡到北大的一年，適巧是我去進北大的一年，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暮氣沉沉，真是腐敗極了。教員之中，沒有一點學術興趣的表現。學生在各部掛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窰子個個都是健將，所以當時北京窰子裏有兩院一堂之稱（兩院者參議院眾議院一堂者京師大學堂也），當時蔡初去時，本科分為四科，有四個學長，蔡接事後，重聘四科的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宇。並決定工科按期結束以後，併入北洋大學而將北洋大學法科併入北大。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反對，只是教員也很不高興。文科方面，則生氣較多，胡適之是新從美國回來，章行嚴也到學堂來教幾點鐘邏輯。國文方面，則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學生如黃侃（季剛）、錢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經學大師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櫃陳漢章。還有一位劉半農，本來是在上海做無聊小說的，後來陳獨秀請他到預科教國文。當時大家很看他不上，不過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則有辜鴻銘，擔任外國詩，從前有幾個英國人——英國下等流氓——在裏面教英文，蔡到以後，一氣把他們辭退了，這件事鬧到英國公使館出來干涉，而蔡不為之動，所以把無聊的外國教員肅清一下，但是以後所添的外國教員，也並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質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學者，替中國在地質學上打下一個很堅固的基礎。理科方面，則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則以官僚任教為多，如余棨昌、張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廳長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國九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鯁生等加入北京大學以後才日見起色。最初實在沒有什麼大的整頓。所謂文化運動的出發點，還是文科。我方才說過，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為蔡對於聘請教授是主張兼容並包的，凡是一種學說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學術上是說得過去的，他總讓他在大學中有機會去發展。所以拖辮子復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以至於主張急進的陳獨秀，都能熔化在一爐，而北京大學遂有百派爭鳴之勢（蔡之取兼容並包主義，有時候也有太過度的地方。從前有一位劉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極了，蔡先生也讓他在北大開一門功課，可笑得很）。各派之中，勢力最大，而且最易號召者便是所謂新舊文學兩派，當陳獨秀沒有進北京大學以前，他就在上海亞東書局辦了一個雜誌叫做「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個雜誌的主幹，胡適之發表「改良中國文學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表以後，陳獨秀就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文學革命」四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設新文學革命」。因為胡適本來於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於文學革命之前面，戴了一個「建設」的帽子。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我曾去看他，他的膽子還是很小，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後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於是胡之氣燄因而大盛，這裏彷彿有點羣衆心理的作用在內。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家已經嚇得目瞪口呆了，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對象，所以錢玄同便寫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軒」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就做了一篇什麼連刁劉氏鮮熘ザ及ㄟM去的一封覆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後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的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得不大起。當時新青年社是由六個人輪流編輯的，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於學問，所以只宜於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於做學術研究的文字。胡適之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國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寫著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他自己親手抄了兩道，的確下過一番苦功。（但是這是依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作骨幹而以中文寫成的，所以寫起來比較快，一年就完事了。）當時他所做的「建設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於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裏是很適合於一般人口味的。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是滿口說文言的人，是於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是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他的哥哥錢洵，做過意大利公使的，錢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張很激的人，然而見到了哥哥卻一點也不激烈了。他當時主張廢姓主張廢漢字，因此大家更覺得這種主張可怕，而更覺得錢玄同是同瘋子一樣。沈尹默也是一個編輯，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紅老之學（「紅樓夢」與「道德經」）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度。北京大學許多縱橫捭闔的事體，都是他經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會做，但是因為他常做白話詩，而胡適之贊賞他的詩做得好，所以也就成為新青年六編輯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國的留學生，他外國書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讀書顧問，但是他的中國文字太壞了，而且他讀書不若胡適能得簡，且沒有綜括之能力，做出來的文章非常笨（以後他還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為能夠談什麼社會問題、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為一位編輯了。第六位編輯是劉半農，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經說過一點了，當時大家對於他很不重視，乃是一種實在情形。以後北京大學派他到法國研究音韻學對於他乃是一種很大的幫助。新青年除了六位編輯以外，更有許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釗，是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的文章很寫得好，人也很樸素。周作人是極注意於寫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園地」等一類稿件，都是那個時候寫成的。魯迅即周樹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當時在教育部做一個科長，還是蔡孑民做教育總長時代找他進部的。以後他宦隱於教育部者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做「狂人日記」、「藥」等很傳誦一時的小說。至於舊派方面，劉師培在學問方面是公認為泰斗的，他賦性柔弱，對於此類問題不去計較。黃季剛則天天詩酒謾罵，在課堂裏面不教書，只是罵人，尤其是對於錢玄同，開口便是說玄同是什麼東西，他那種講義不是抄著我的呢？他對於胡適之文學革命的主張，見人便提出來罵，他有時在課堂中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那裏有痛快的事，金聖歎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這種村夫罵座的話，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學生從而和之，以後遂成為國故派。還有一個人，讀書很多，自命不凡並太息痛恨於新文學運動的，便是陳漢章。（陳漢章乃是前清一位擧人，京師大學堂時代，本要請他來做教習，他因為自己沒有得到翰林，聽說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後可得翰林，故不願為教師而自願為學生。他有一個兄弟，乃是一個進士。當年他兄弟中進士的時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掛一個表，他堅決的反對，他說你的表不能掛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給我中了翰林時候才可以掛的。那知道他在當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間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現在，他到祠堂裏面尚不敢抬頭仰視。）他所讀的書確是很多，十三經註疏中三禮的白文和註疏，他都能個個字背出，他一上講堂，便寫黑板，寫完以後一大篷黑鬍子變成白鬍子了。他博聞強記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問他中國的彈詞起於何時？他說，我等一會兒再告訴你。我問他是上午九時，到十一時，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寫了二十七條都是關於彈詞起源的東西，但是沒有一個結論，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記而已。他自負不凡，以為自己為了不得，只有黃季剛、劉申叔還可以和他談談，這位先生也是當時北大一個特色。還有朱希祖、馬敍倫等人，則游移於新舊之間，講不到什麼立場的。從新青年出來以後，學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流人，本來中國詩做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後來都變了，所以黃季剛等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
當時我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我們幾個人比較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以喜買外國書，大學的圖書館，對於新書的設備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見面時候，便討論著自己所讀的書籍而囘去的時候便去看書或寫信給日本凡善書社去定買外國書。除了早晚在宿舍裏面常常爭一個不平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是我們聚合的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房子），這是一個另外的聚合場所。在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大約每天到了下午三時以後，這兩個房間人是滿的。所以當時大家稱二層樓這個房子為羣言堂（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語），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層樓那座房子，則稱之為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而在這個房子中則以北方人為主體。（李大釗本人是北方人；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顧亭林批評北方人的；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是他批評南方人的話。）這兩個房子裏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羣言堂，或者從羣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飽無堂還有一種好處，因為李大釗是圖書館主任，所以每逢圖書館的新書到時，他們可以首先看到，而這些新書遂成為討論之資料。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掊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人物，雖然以教授為主體，但是也有許多學生時常光臨，至於天天在那裏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眞（斯年）兩個人，因為我們的新潮座和飽無堂只隔著兩個房間。當時學生界的思想也有一個劇烈的變動。最初的北大學生看外國書的很少，到了我們的時候，看外國書的便比較多起來了。傅孟眞和我兩個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凡善株式會社（代收西書的書店）報効一點款子。傅孟眞是拋棄了黃季剛要傳章太炎的道統給他的資格，叛了他的老師來談文學革命。他的中國文學，很有根柢，尤其是於六朝時代的文學，他從前最喜歡讀李義山的詩，後來罵李義山是妖，我說：當時你自己也高興着李義山的時候呢？他回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眞同房子的有顧頡剛。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間裏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爭辯。還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眞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國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罵他，且當面罵他為「赤犬公」（因狄字為火及犬構成），他也無可如何。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見北大當時各種份子雜居一處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種學術自由的空氣。因為大家談天的結果，並且因為不甚滿意於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當時大家便說：若是我們也來辦一個雜誌，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於是新潮雜誌便應運而產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見當時大家自命不凡的態度。這個誌第一期出來以後，忽然大大的風行，初版只印一千份，不到十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個月又是三版了，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以後亞東書局拿去印成合訂本又是三千份。以一部學生所做的雜誌，陡然有這樣大的銷數，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辦這個雜誌的時候，還抱著好玩的心理，等到社會看重了，銷數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種高興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種害怕的心理，因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氣愈加緊張，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從客觀方面看來，卻比第一期要進步一些。當時負責編輯的是我和孟眞兩個，經理人是徐產之和康白情兩個，社員不過二十多來人，其中有顧頡剛、汪敬熙、俞平伯、江紹原、王星拱、周作人、孫伏園、葉紹鈞等幾位，孟眞當時喜歡談哲學，談人生觀，他還做了幾個古書新評，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於談文學和思想問題，對於當時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評。有些文字，現在看過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當時於破壞方面的效力，確是有一點。比較起來，我那篇「什麼是文學」在當時很有相當的影響，「駁胡先驌文學改良論」也很受當時的注意。頡剛的文字，多半是關於掊擊舊家庭制度和舊社會制度，關於婦女問題，也有許多篇文章加以討論，在當時大家以為是駭人聽聞的話，有婦女人格問題一篇，主張女子應當有獨立的人格，這篇東西，被江瀚看見了，拿去給徐世昌看，說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還得了。於是徐世昌拿這本新潮交給傅增湘，傅示意於蔡孑民，要他辭退了兩個教員，開除了兩個學生，就是當時所謂四凶，這兩個是「新青年」的編輯，兩個是「新潮」的編輯。蔡孑民先生當時堅持不肯，他覆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對林琴南說話，並且是對徐世昌而發的。林琴南的背後是徐樹錚，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當時軍人派之意見；而徐世昌也是所謂北洋文治派的領袖，當時北大同時受北洋文武兩派之反對，其情形之危險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孑民這一封信得到了絕大輿論上之勝利，反因而學術界對他非常敬仰，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氣（Moral Courage）的地方。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其勢遂不可遏抑。還有一個「每週評論」，也是很值得注意的。這是陳獨秀、李大釗和新潮社幾個人合辦的，是一個短小精悍的小報。不料這個刊物遂成為以後一切小報的祖宗。不過它的性質是完全談文藝、談思想和批評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的。這個雜誌，當時有很大的影響，那時候進步黨討論系的「國民公敵」（藍公武、孫洪伊為主筆）和研究系的「晨報」（蒲殿俊、張梓芳、陳博生為主筆）也先後在北京響應，在上海方面，則戴季陶奉中山先生的命令，辦「星期評論」，同「每週評論」幾乎是兩個姊妹報紙。關於文學政治社會等問題也加以猛烈的批評。而上海的進步黨所辦的「時事新報」，也聞風景從，張東蓀和張君勱等還辦了一個「解放與改造」，雖然談社會問題比較多些，却也是響應文學革命的刊物，自此以後所謂新文化運動似乎佈滿全國了。但是新文化運動之所以佈滿全國，中間還有兩個政治運動在裏面，第一個運動是比五四運動早一年，因為反對對日的參戰借款和中日密約而起的。那時候還是馮國璋做總統，段祺瑞做內閣總理，這個反日運動，是從日本留學生發動的。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兩個留日學生的代表，其中一個叫阮湘，在北大西齋飯廳慷慨激昂的在演說，大家莫不義憤填膺，但終覺束手無策。最後我跑上講堂對著大家說，這個事體，徒然氣憤也沒有用處，我們如果是有膽量的，明天便結隊到新華門圍總統府去，逼迫馮國璋取消成約，若是他用軍警干涉，我們要抱有流血之決心。這句話出來以後，大家受了一個極大的刺激，當場表決，第二天去闖新華門。到了那時候，果然北大學生還同其他幾校的學生，集合在新華門口，一直圍到下午五點多鐘大家才散。那知道回來以後，蔡先生提出辭呈。蔡先生之辭職是會使北大發生根本危險的，這件事我們是很不願意的。我自己是不願意北大坍臺，而顧頡剛反把我痛罵一頓。後來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叫馮國璋把蔡先生的辭呈退囘，我們自己也去對蔡先生說，這件事體，完全是同學為著國家大問題而出此，不是不顧北大。經過了一再解釋，蔡先生也就答應下來。這場風波也就結束。這是學生運動的第一次。也是學生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這是五四運動的先聲，然而這件事卻很少有人提起（說句沒出息的話，這也是民眾請願的第一次）。有了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謂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五四運動的產生，幾乎是事有必至。自從這次請願以後，北大有一部分學生，組織一個國民雜誌社，其中重要的人物是易克嶷、段錫朋、許德珩、周長憲、孟壽椿等，當時，他們也要我加入這個組織，但是我對於這種比較狹義國家觀的刊物不很熱心，而且自己還要專心去辦「新潮」，對於「國民雜誌」，只算是一個贊助者吧！
「國民雜誌」裏面的人，多半是實行的人；新潮雜誌社的人，多半是偏重於學術方面的人，所以五四運動發生以後，學生會裏面組織分為七股，各股的主任幾乎是國民雜誌和新潮雜誌二社的人平分的，這兩個雜誌，所以也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基礎。
在此地附帶說幾句話以結束新文化運動的敍述，當時還有一派北大學生和教員辦了一個雜誌叫「國故」，其目的在於和「新潮」對抗的，這一派的主幹，在教員之中，便是黃侃，學生之中，便是張煊（後來是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他們關於文藝的理論，是非常薄弱的，其掊擊新文學的地方，也不能自圓其說。其中登了許多文藝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國斜陽的吟呻而已。所以「國故」雜誌出來，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視。而且有許多人很輕視它，辦了不久也就停止了。毛子水在「新潮」上做了一篇「怎樣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國故」一文，倒惹起許多舊學家的稱許。當時對於新文學的抵抗力不外三種，一種是林琴南派，一種是東南大學的胡先驌和他所辦的「學衡」雜誌，一種是北京大學內部的「國故」雜誌。但是綜合起來，抵抗力還是很薄弱的。
現在講到五四運動了。五四運動產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幾種：
第一、是前次新華門事件的連續，第二、是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思想變化的結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孑民的影響，一變從前羨慕官僚的心理而為鄙視官僚軍閥的心理，並且大家有一種以氣節相標榜的態度，有意去攖官僚軍閥之鋒。第四、是正當巴黎和會的時候，感覺到中國受人支配和帝國主義國家協以謀我的痛苦。正是那一年的三、四月裏，朝鮮發生徒手革命，也給大家以深刻刺激（當時我到北大圖書館裏面去看報注意到大家都在搶著關於記載朝鮮徒手革命的報紙看）。第五、因為受歐戰以後各國革命潮流的激盪（特別是當時蔡孑民所提倡所謂德國是軍國主義，戰敗是應當的，並且當時國際聯盟的論調甚高，北大也常常有這一類的講演）。以上是這個事件的原因，至於這件事體具體的釀成，都完全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失敗。在四月裏，日本要求中國撤換兩個專使的消息紛紛傳來，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會，並且捐了幾百塊錢打電報，一方面打電報給巴黎和會中國代表，要求他們堅持，一方面通電全國，反對因為外國壓迫而撤換本國專使的事，這兩個電報打出以後，所捐的電報費還存三百元左右，於是用四個幹事的姓名，共同負責，存在學生銀行裏面。到五月一、二號的時候，外交消息，一天惡似一天，傅孟眞、許德珩、周炳琳、周長憲和我等幾個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種積極反抗的擧動，但是我們當時一方面想對於國事有所主張，一方面對於北大又要保存，所以當時我們有一種非正式的成議，要在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由北大學生在天安門外率領一班羣衆暴動，因為這樣一來，北大的責任可以減輕。五月三日那一天，清華大學擧行紀念典禮，許多北大的人，都到清華去參觀，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囘來，不料三號那一天，邵飄萍到北大來報告，說是山東問題已經失敗，在校的一班同學，於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臨時會議，最初由邵飄萍報告，以後由許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說，還有一個劉仁靜（他現在是共產黨中很重要的人物），當時還不過十八歲，帶了一把小刀，要在大會場上自殺。還有一位，要斷指寫血書的，於是當場主持的幾個人，不能維持我們以前決定的五七發難的成議，當場議決在第二天（卽五月四日）聯合各學校發動，並且當場在北大學生中推出二十個委員負責召集，我也是其中一個，由他們各學校聯絡進行。我們九點鐘由清華回來，看見他們會也要開完了，什麼決議都已經定好了，當時我們還在埋怨許德珩，說是我們好在五月七日發動，而現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斷送了嗎？可是埋怨儘管埋怨，大家的決議還是大家決議，是不能更改的。於是他們叫我連帶簽了字，把前存學生銀行的三百元拿出來買竹布，費了一夜功夫，請北大的書法研究會及畫法研究會的同學來幫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學生個個有旗子外，其餘還可以送給旁的學校。（所以當時大家疑心五四運動以為有金錢作背景，不然為什麼以北大窮學生臨時有這許多錢去做旗子呢？其實這個錢是打電報省下來的。）各代表當夜分途至各學校接洽，約定了在第二天一點鐘在天安門會齊。當夜十一點鐘的時候，各代表在北大開了一個預備會議，當場擧出了三個總代表，一個是我，一個是江紹原，一個是張廷濟，並且當時推我寫了一個五四運動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學印刷所去印了五萬份，第二天的早上，我們還預備了一個英文的備忘錄，送給各國使館。到下午一點鐘，大家便齊集在天安門了。我們三個所謂總代表，因為預備各種文件，一直到一點十分才到天安門，當時步軍統領李長泰、警察總監吳炳湘，都已經先我們而到，對大家講了一番話，勸大家解散。當時衆怒難犯，那一個肯聽？於是大家從天安門出發，一走走到東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擋住了。只有我和江紹原兩個人進去到使館內去找美國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參贊出來見我們，他對於我們很表示同情，說了一番很漂亮的話，並且說，由他去和使館界的警察交涉，讓他放我們通過，我們從美國公使館出來以後，又到了別的幾個使館，告訴他，我們示威的意思。回轉身來到美使館去問美參贊，同使館界警察交涉允許我們通過的結果怎樣，他說，使館界的警察是答應可以的，但是剛才警察總監有電話來，說是不可以讓學生們通過，所以我們不能這樣辦。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大家更是憤怒，當我們報告交涉經過的時候，大家便要求我們硬擠進去，後來想硬撞不成事體，反而給別的國家以不好的印象，於是大家便高呼口號「我們去除國賊吧！」於是掉轉大旗向曹汝霖家前進（曹家在趙家樓），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滿洲王府式的平房，我們到他家門前，大門已經關了，門口站著一大隊荷槍實彈的警察，大家到門口便大罵國賊，最初拿旗子向屋頂丟去，後來打破了一個短墻的窗子，大家便爬進去，首先進去的人，據我眼睛所看見的，乃是北大的蔡鎮瀛，一個預理科的學生，和高等工業學校一個姓水的。大家看他們進去了，於是接上爬進去的幾十個人，把大門打開，而曹宅的院子裏還站著許多警察，因為學生向他們極力宣傳，所以他們已沒有什麼抵抗。適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陸宗輿和一個日本資本家在那裏商議事情，他們以為有着警察保護是不要緊的，我們打進去的時候，曹汝霖便換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裏，從後墻跳出去，陸宗輿怎樣逃走，我們却不知道，聽說他也來喊口號，喊打倒賣國賊，混在羣衆裏面逃走的，是否確實，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較老實，他和那個日本人一道躲在一個小房間裏，羣衆跑進去的時候，日本人還掩護着他，於是大家知道他是一個要人。羣衆便把他們圍起來了。不久一個北大的校工進來，他說自己是認識章宗祥的，並且說這就是章宗祥，於是大家便動手打起來，打了一頓，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鬨而散，於是這個日本人和曹家的用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間雜貨店裏面，這個日本人也去了，於是羣衆中忽然有人叫「剛才並沒有打錯」，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後門雜貨店中找着了，當時這個日本人還掩護着他，羣衆們便用雜貨店中鷄蛋來丟這個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進曹宅來，拆散了一張鐵床，拿鐵床的棍子來打，所以當時章宗祥確是遍體鱗傷，大家以為他已經死過去了。曹家的裝飾品、古玩……簡直是打得乾乾淨淨，他的姨太太和他的女兒的房子裏許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當時香氣四溢，不可嚮邇。我還親眼看見江紹原拿了一床紅綢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塊紅綢，拿在手裏，亂晃幾下，說是「勝利了！勝利了！」至於放火的擧動，乃是高等師範的學生開始的，我看見有兩個學生，自身上掏出許多自來火來，如果他們事前沒有這個意思，為什麼要在身上帶來這許多自來火呢？結果，曹宅燒起來了，徐世昌便下了緊急命令，叫軍警捉人。那時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記簿，上面寫著許多代表名氏的，往火裏一丟，馬上燒掉了。我們還是從前門出來的，當時街上的救火隊和水夫，已經擁擠不堪，很難通行。在曹宅裏面還沒有出來的，還有幾十個人，於是便當場被捕。我從趙家樓出來以後，便向北大東齋（卽第一宿舍）去，當時自己實在疲倦極了，從五點鐘睡到六點鐘，六點鐘以後，重新振刷精神開始活動。當時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家學校聯絡，預備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學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罷課。那天晚上適派我到各報館去解釋這件事體，等到十幾家重要報館都跑空以後，時候已經是半夜三點多鐘了，所以那一晚便沒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專門以上的學校，一律罷課，並且各校代表齊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課堂開會。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也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當時各學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學，至於北大主持這個運動的軀幹，要算是新潮社及國民雜誌社裏面的人，在五四那天，曾經開了一個會，大家本來要推傅斯年做臨時主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學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幹，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係了。因為他是一個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我當時因為在各處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願意做會場上固定的事，經大家一想再想，最後推出段錫朋來，由他做北大學生會的代表，結果就是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主席。段錫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學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總是穿一件藍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摺扇，開口就是我們廬陵歐陽公的文章氣節，所以大家都當他有幾分迂氣，那知道被選擧出來以後，他處理事務非常靈敏，運用羣衆，大有特長，於是段錫朋的名氣陡然間聞於全北京。這一次蔡孑民先生確是有一種特別的表現，就是五四事情出來以後，他不和前次一樣的辭職，反而聯合各大學的校長，負責的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到了五月六日那一天，他們接洽好了，聽說吳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長於五月七日命令全體學生復課，以此為條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學生。徐世昌也有這樣主張，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長久的罷課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國恥日，更容易出事。我們全體罷課的決議，乃是五月五日通過的，五月六日的晚上十點多鐘，蔡孑民及湯爾和（醫專校長）以及其他專門以上學校的校長，到北大的校長室裏面，把我們找去，說是現在同吳炳湘已經有這樣一種瞭解，只要明天全體復課，他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當時去見這幾位校長的，有我及方豪（俶新）等四、五個人，他們都說：「昨天才決議罷課，明天便要復課，乃是辦不到的，我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我說：「現在如果儘讓同學們關在裏面，也不成事，況且我們這一次有放火及毆傷等重大情節，（當時章宗祥還沒有離危險境界，有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了。）適巧政府又捉去我們幾個人，用這幾個人去抵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此我便問他們幾位校長說：「若是我們明天復課，他們不放人，怎樣辦？」他們說：「我們可以用生命人格為擔保，而且吳炳湘也曾發誓過『如果復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於是我以為旣然如此，我們明天復課好了。但是我這句話說出來，許多人便反對，以為我們答應下來乃是越權，許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對我意見的。我說：「現在為減少被難同學之危險，這件事非如此辦不可，我們只有從權辦理了。」於是當夜我們分成五隊，去通知全體同學，明天復課。除每個宿舍派一隊外，其他兩隊，是負責通知宿舍附近公寓裏面的同學的。大家出發的時候，已經是十二點鐘，同學們完全睡着了，一個一個房間敲起門來，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訴他們這件事，他們還不相信，還要費許多心血去解釋，解釋不明白的時候，還要受大家的責罵。半夜醒轉過來的人，相對講話，口中臭氣是最令人受不了的。這可以說是我在那一晚上特別記得深刻的一種感覺。幸而能得大多數同學之了解，謝謝大家對於我們還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學亦先後復課了，到了十點鐘，全部被捕同學從警察所送回學校來，大家都列隊在門口迎接，當時那種痛哭流涕的情形，眞是有家人父子於亂離巨刼以後相遇時之同樣感覺。當時章宗祥的病還沒有離危險期，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間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輓章哀辭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衆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為走路過多，身體過勞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確實的，這是我們應該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國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點滑稽。等到被補的全放出來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燒了，照常理說，這件事情可以告一個段落，但是當時有兩種情形，是決不能使這件事告一個段落的，一件是山東問題還沒有了結，而且一天比一天的失敗下去；一件便是蔡孑民先生於五月七日學生出獄以後，便當夜出京，沒有一個人知道的跑了。跑的時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這封信的頭兩句話如此）這封信出來，許多人很費推測，於是大家去詢問國文教授，請他們去查這個典故的來源。因為這些國文教授見大家紛紛請教，當時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為維持北京大學，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而且不能不聯合旁的學校學生一同的鬧下去，於是五四運動又重新緊張起來了。
經過這次事變以後，北京大學遂成為政府的眼中釘，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為剷除外交上的障礙，政府方面，也很想對於北京的學生界下一番毒手，這個情形，學生界也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北京方面，學生運動已到了一籌莫展的地步，於是便遣派代表到上海去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一批南下的就是段錫朋、陳劍翛、許德珩、黃日葵、祁大鵬（中國大學）、瞿世英（燕京大學）等，他們到了上海以後，就聯合上海及各省學生代表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到了五月底，各處的佈置已經有點頭緒了，於是我們在北京接到段錫朋的密電，說是可以相機發難。到六月三日的那一天，於全北京的學生裏面，挑了五百多人，分隊出發演講，那一天被捕的有一百多人。第二天，繼續派人出去演講，大家都帶好了毯子在身上，是預備被捕的。當天被捕的大概有四百多人，第三天，被捕的達九百人之多，監獄關不下去，於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為臨時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層層的刺刀和機關槍守著，如臨大敵一般。到了六月四日，我們想把恐怖的新聞電打出去，我就帶了四十幾塊錢去打電報，那知道我一出去，偵探便跟著我，於是跑到日本郵局去拿一本凡善株式會社寄來的書。偵探在前面守著，那知道那個日本郵局有一個後門，我就從後門走了。結果，居然被我把那個電報拍到上海去，上海方面接到這個電報以後，全體學生便出發，除分散傳單外，並向各家店舖，要求他們罷市，甚至於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面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罷市了，別的地方跟著罷市的也有好幾處，而天津方面，因為一個南開學生馬駿在商會代表的前面，用一隻碗向自己腦壳一打，表示他要求的決絕，商會方面的人大為感動，也罷市了。因此，這個北京學生與政府正在短兵相接的時候，學生方面，正是無可奈何的時候，忽而得到了這種有力的聲援，一剎那間，個個悲歡交集、哀痛淋漓，而聲勢遂大振。當時上海、天津方面所提出要求政府的條件，第一、就是釋放被捕學生，第二、就是罷免賣國賊曹、陸、章，第三、就是不簽巴黎和約。而三個條件之中，以釋放學生為先決條件，所以五號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軍警的帳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當時拘禁在裏面的學生還不肯出來，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警察所却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還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門裏面的，他們請他們出來，而却不肯，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至於罷免曹、陸、章的命令也隨著着下來，以由學生運動擴大成的民衆運動，使內閣局部改組，在當時看來，也算是一件可以詫異的事情了。不過山東問題還沒有拒絕簽字，北京教育界還有受摧殘的危機，這兩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到七月和約要簽字的時候，北京大學聯合各校學生又會在新華門一次，在新華門門口，睡了兩天兩夜。同時巴黎方面的學生同華僑，也就聞風興起，逼迫中國專使，不許他簽字，拒約運動，因為內外夾攻，所以終能實現原來的主張，而為後來華盛頓會議留下一個爭囘山東的餘地。至於北京各大學被摧殘的問題，也是使大家寢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孑民先生，所以他們要胡仁源來買通一批投考的學生，來佔據北大學生會，硬把學生會的圖章搶去，以學生會的名義，歡迎胡仁源到校。同時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預備好上任的汽車，誰知此謀不密，被北大學生會中人知道了，當時便召集緊急會議，每一個人發一個特別符號，集合在第三院，時三院的被買及投考學生，正議「奪帥印」的事，還沒有完結，那知這邊去了兩三百個人，一個個的把他們擒住了，並且帶了紗麻繩把他們捆將起來，便在法科大禮堂設立公案，擧出了五個審判官，來審判這些人的罪狀，他們也陸續的把被買經過供將出來，大家又逼他們寫悔過書，寫了悔過書還要他們在悔過書上蓋手印，再拍了一個相，然後把他們放了。這幕滑稽，遂因此終了，而他們搶北大的計劃因而失敗，但是他們却繼續進行向法庭控訴北大學生會的職員，以為私設法庭和逼迫人行使無義務之行為（這條法律怕是永久沒有人用過的）。於是法庭拿了學生會裏面二十餘人下獄，其中有孟壽椿、魯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時候，學生會要我去做代表，我幾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師劉崇祐接洽。許多上訴狀都是我寫的，這場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許多關於法律的知識。這一幕取成都的戲沒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佔據，他們的野心，亦因此而減少一點，那時候蔡孑民先生派蔣夢麟先生到北大來，以總務長的資格，做他私人的代表。到雙十節左右，學生會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囘校，蔡先生遂慨然答應回來。在蔡先生到校時候，剛巧是雙十節，各學生便捐了一批錢，教員也捐了一些錢，共幾百塊錢去買了幾萬個饅頭，上頭蓋著紅戳子是「勞工神聖」四個字及其他成語，在那天便分發於北京各平民，由北大學生去發，這真是麵包運動，也是一件值得囘憶的事。當時北大的學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間房子中住著七、八個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個人，說起飯來，包飯只有四塊五毛辦一月，兩塊錢是現洋，兩塊五是中交票（當時中國交通銀行的票一塊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飯只合三塊錢，當時學生在吃飯時候，除了五個菜以後，外人還分兩個饅頭，大家搶着吃，吃飯是先打鑼的，故有「鑼聲動地，碗底朝天」之謠，這是北大生活的一點囘憶，是附帶記載於此的。
五四運動到了這個地方，似乎應該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為要逼迫政府取消軍事協定，學生和政府又起了一個大衝突，這個衝突，使北京大學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的被圍，當時政府有命令通緝我和方豪等幾個人，我當時住在嵩祝寺八號，到吃飯的時候，忽而來了八個馬隊，把我前門圍住了，我從後門走到黃振玉（現在南京中央飯店的經理）的家裏，由他家裏帶了一副黑眼鏡和一頂風帽，逃到北大一院，因為他們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張國燾（現在共產黨的領袖）一同去，在傍晚時分，我便由一院後門逃出，經過鐵獅子胡同，想到永定門上車（只有普通快車是在永定門停的），那知道到了永定門，車已開了，於是跑到李光宇家裏坐了半夜，半夜時候，又到永定門去上車，車又開了，於是我只得和張國燾坐待城門開門，當時很怕守城的問我們是做什麼的。因為城門上有自鳴鐘，縱有鷄鳴狗盜也一律不濟事的，我們等他開城門，總是不開，到城門開了，火車又走了，於是我們兩個人只得直接沿著火車軌道走去，到了豐臺，登車南下。南下過了一個多月，又囘到北京來。這段故事雖然是我自己的經驗，寫在此地，也算是五四運動的餘波吧！自此以後，學生運動也就衰落下去了，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的原因，據我觀察：
第一、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氣再衰三竭之勢。
第二、做第一次學生運動的時候，負責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學生，靜則思動，所以他們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動也很有計畫，但是到後來動久而不能靜，有許多人只知道動而不知道讀書，於是乎其動乃成為盲動。
第三、最初動的學生，是抱著一種犧性的精神，不是為著出風頭來做這些運動的。因為最初幾個人聲名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於是乎有許多人以為這是成名的捷徑，乃是出風頭的最好方法，於是個個想起來動，結果必至於一敗塗地。
第四、政治力量的參入。五四運動的時候，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動的。當時只是純粹的青年血氣衝動。到了後來，各種政治的成份都參加進去了，所以往往起內部的破裂，於是學生行動也就不能一致。
至於五四運動的影響，有人以為他的成績，是拒絕巴黎和約的簽字，為後來收囘山東之餘地，更有人以為曹、陸、章之罷免，也是一種未曾有之勝利，這都是皮相之談而已。
五四運動真正的影響，第一是青年參加國是運動的開始，喚起了全國青年對於國家問題的意識。
第二是把青年運動擴大成為民衆運動，造成了民衆的許多組織。
第三是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勢力，因為必要經過了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及國語文學之勢力才能普及於青年及一般民眾身上去。
從整頓北京大學，改革課程內容，喚起青年對於自身人格的重視以至於產生文學革命和所謂新文化運動，對於社會的制度、固有的權威加以理性的批評和大膽的攻擊，再至於產生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一般青年和民衆直接參與國家問題和社會運動的開始，這一個大波瀾雖然是種種時代的動量促成功的，但是當時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是一切動力的發動機，是將來寫這個時代歷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二十年八月廿六日晚上整理畢於北太平洋舟中
(《传记文学》)編者按：本文係羅家倫先生於民國二十年口述，馬星野先生（原單名偉）筆記，因涉及當時人物甚多，一直未公開發表。頃承羅先生長女公子久芳女士整理先人遺稿，特檢出自美國航寄本刊發表。羅女士為旅美經濟學家張桂生教授夫人，孝思不匱，編者謹致謝忱。
原载《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24号(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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