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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义和团运动(六)--拳乱导致的清末经济损失/北明 - -| 回首页 | 2006年索引 | - - 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打了多少年?/徐焰

中国翰林院被焚真相披露

                                      

八国联军中的美国--- 附篇四:中国翰林院被焚真相披露

2003.03.17

庚子国难前,座落在外国公使馆区的中国翰林院,是中国一流文人学者聚集出入地。这些翰林院学士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连西方人都知道:“上至王公,下至乞丐,无不尊敬”(扑笛南姆 威尔 B. L. Putnam Weale《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还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当时西方人将翰林院比做是中国的牛津、剑桥、海德堡和巴黎。翰林院内藏有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版善本。举世罕见的珍品——《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以金黄色丝绸装订而成的万卷册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明代由两千名学者参与编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经明末文渊阁大火,仅存副本。到了清代,这些副本已散佚两千余卷,收藏于翰林院内(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另外,乾隆年间由纪昀、陆锡熊与众多清朝优秀学者合编的世界上最大的学术丛书,巨达七万九千卷的《四库全书》的各类底本,当时也珍藏于翰林院内(参见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 所编的"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2 vols."《清代名人传略 卷二》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43)。

1900年间的翰林院大火,不仅将翰林院的辉煌建筑焚毁,而且数千万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烧毁,其中包括当时仅存副本的《永乐大典》。同样惨重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是--据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考证--从全国各地搜聚的《四库全书》的大量底本,也在那次翰林院大火中被烧成灰烬(参见"台北联合报副刊,马悦然专栏"第45集)。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国古籍文化方面的损失是永世无法弥补的。

国人历来认为翰林院是八国联军所焚毁的。但事实却是:当八国联军破京城解救被围攻的公使馆时,翰林院已经在大火中和枪炮声中变为废墟将近两个月了。翰林院毁于1900年6月23日大火,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时间是1900年8月14日。翰林院遭焚的时候,北京外国公使馆正陷于清兵与义和团的围攻之中,除了获清政府许可而先期抵京340名外国公使馆警卫人员,八国联军尚未进京。

一百年过去了,除了翰林院大火罪魁被“张冠李戴”,国人还众口一词地认定:“翰林院的数万册经史典籍,包括《永乐大典》……均被(八国联军--引者)洗劫一空”(《国耻事典》P. 296)。既然翰林院大火时八国联军不在现场,那么那场大火是谁人放的?翰林院究竟毁于何人之手?而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古籍经典又是怎么回事?与此相关的西方人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反省历史应当首先了解真相。在饱受当代出版的教科书熏陶之后,再去翻阅当年的记载,历史真迹往往南辕北辙,令人惊诧不已。

中国兵匪自焚翰林书院

翰林院被焚与其位置有关:其内墙之大部与英国公使馆北壁紧密相连。英国使馆"墙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义和拳乱时期的围攻中,英国公使馆内不仅聚集了各国公使及其家眷,而且容纳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馆避难的中国教民。几乎所有使馆区内的洋人都认为,这里以翰林院为屏障,是最安全的地方。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根据包括著名美国来华传教士、记者雷德(Gilbert Reid, 中文名,李佳白)和当时法国驻华公使皮雄(Monsieur Pichon,中文名,毕盛)在内的诸多在华传教士、西方学者、驻华外交官记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国官兵拳匪自己点燃的:

6月22日黄昏,清军烧毁英国领事馆东南角邻接的密集民居。次日,清军干脆引火翰林院,试图一举烧毁英国公使馆:“1900年6月23号,伊斯兰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军"首领---引者)在翰林院点燃了火,醉翁之意不在酒(“cutting off one's nose to spite one's face”),很明显,他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 by L.C. 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 first edition 1935; revised edi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Oxford, New York 1987, p.16)。当时藏身在使馆的一位美国女教士,安德鲁斯(Mary E. Andrews,中文名,安美瑞)小姐记述说:“明显地,煤油被浇到了树上,以便助长火势。”(转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 The Dramatic Story of China's War on Foreigners that Shook the World in the Summer of 1900 " by Diana Preston, Walk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0,p.139)

对翰林院被焚事件最为详细可靠的记载,出自扑笛南姆 威尔(B.L. Putnam Weale)的日记。作者当时也是被围困者之一,他以见证当时情况为己任,每天各处观察情况,将亲历目击记成日志,编辑成书,名为《庚子使馆被围记》(原英文书名为“Indiscreet Letters from Beking”),于1906年出版。书中中卷第三章1900年6月24的日记写道:“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如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地英使馆,顿陷於危险之域。”有说,“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籍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边抛弃烧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

当然会有人坚持认为,这些记录是不真实的。相对于当时人们的记录,这些人宁愿相信后世的编篡的教科书。然而情况是,公使馆被里的人们,先是被北京城里的烧杀抢掠惊扰,接着被发生在西什库教堂暴行所震动,然后就被清军义和团围攻了。翰林院被焚之前的三两天,公使馆区“……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几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轰击使馆区的记录,少则一日发射十数炮,多则数面夹攻,处处崩墙倒屋”(《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使馆区内躲藏的人们当时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焉有可能有心情有时间相互串通一气,深谋远虑,为了欺骗半个世纪之后才能诞生的“新中国”而在自己的日记或记录中编造现实,把自己的放火罪恶说成是中国人所为?而且居然众口一词,齐刷刷地没有例外?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引火烧身,焚毁与自己相邻的翰林院?那时即便在俄国共产主义也尚未登陆,在欧洲,这主义也不过一个“幽灵”四处飘荡而已,身置中国内陆的公使馆里的洋人们,怎么可能为了后世自己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名声清白,而篡改他们身在其中的现实?毫无疑问,他们作为见证人的记录是真实的,是历史真相的凭据和证明。

如果一定要否认洋人的记录,那么当时的国人作为旁观者,其记载应当可以作为确凿证据:“是晚,台基厂及交民巷东首又起火,一路延长如龙。比利时、奥大利、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被焚,翰林院及吏部等衙门亦被团匪焚毁。”这段记录引自《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三。同样的记录也见于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此外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由日本人汇录、清人刊正的《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兵匪焚掠京师记”一节及日本佐原笃介撰写的《拳乱纪闻》也有相同的记述。

中国自焚翰林院出乎洋人意料

洋人低估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也低估了这种仇恨被利用和煽动之后所爆发的野蛮程度。他们绝没有料到,中国的书院圣堂翰林院会竟会被中国之手焚燃。后来的英国驻华记者、作家弗莱明(Peter Fleming ,中文名,傅勒铭)在他的《围城北京》一书中说:“许多世纪以来,翰林院......它的大厅和庭院是中华学者精华的聚集地......那里各处有华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们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指被焚毁的危险--引者)。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

事实上,公使馆内的人们还指望着翰林院为屏障自我保护呢。在整日炮火纷飞的攻击中,他们已经四面为营,地下挖洞,筑垒堵道,八方防守,能用的家伙(包括被义和团烧毁的火车皮残骸)都用上了。他们希望坚持到八国联军救援的最后到来。他们一致认为,在炮火中纷飞之中,位于翰林院背后的英国公使馆是使馆区中的最安全之地。他们作出这样判断的理由很简单:翰林院是中国传统神圣之地,中国人不会攻击它,即便攻击它可以祸及英国领事馆,中国人也不会攻击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英国使馆当成坚守抵抗攻击的大本营,将各国领事家眷集中安顿在英国使馆的原因。

不过他们错了。弗莱明接着就看到令他惊讶的事实:“次日清晨,风从北面强劲吹来。外交官们的判断再次被证明是错的。中国人在翰林院点燃大火,他们有条不紊地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烧。当董福祥率领的回教徒们(指清廷"甘军",其士兵大都来自甘肃青海一代---引者)从上方的窗户里透越浓烟,猛烈开火的时候,怒吼声淹没了持续的枪声。这座古老的建筑在这怒吼中燃烧起火,就象一个易燃物。”(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6, p. 121-122)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Lizzer Martin)也作了同样的记述:“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不过这个传教士接下来就记述说,“我们相当耽心敌人会把我们烧死,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翰林院)点燃了大火”(转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同前,p.383)。

历史悠久的建筑,浩瀚的典籍珍藏,辉煌的文化资产!中国人居然焚烧自己的这座文化圣堂!这个事实着实出乎西洋人意料:“如谓此地可以放火,吾欧人闻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扑笛南姆 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

就如同现今中国人论及“八国联军”从来不分国别,定要一概而论一样,洋人也没有兴趣追究究竟是那一类中国人,在什么情况下,野蛮到以焚烧自己祖宗的荣耀为武器,达到消灭洋人的目的。对于这些外来者而言,看见是中国人自己干的足矣。

中国自践神圣,西洋学者愤怒不堪

面对翰林院大火,公使馆内不仅弥漫着惊异的气氛,外国学者尤其为中国人践踏千古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这些学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价值,当然也懂得这些珍贵的书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它们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财富,它们是人类悠久文明的辉煌象征。正因如此,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汉学家,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George Ernesr Morrison)痛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他记述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此情此景令他心潮如涌,他对肇事者极感愤怒,他写道:“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同前,p. 139)

一个字都不用改!这便应当是了解真相之后,中国人自己真实的反应。如果不是,真要重复毛里逊当年的愤怒和感慨: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我们应当做何感想?

火势猛烈,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已经焚燃的典籍。这些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以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着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学人的心灵: "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同上,p. 13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那部全部“事实”都不标明资料来源的《国耻事典》还告诉我们,“八国联军还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关于此种情况我想还是西方当事人的回忆比较客观:“多卷价值连城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被攻、守的双方用于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 by L.C. 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 first edition 1935; revised edi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Oxford, New York 1987, p.16)

中国兵匪为消灭外国公使馆,不仅践踏国际公约,而且自毁翰林院。接着为了同样的目的,继续糟蹋那些灰烬中未被烧毁的书卷。既然是攻击洋人,不计后果,又有何颜面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以无限热爱自己神圣国宝的口吻,谴责遭到攻击的一方?谴责他们沿用他们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加固自己的防御工事来进行自卫?公使馆警卫队(不是正式的八国联军)以中国珍贵书卷残品代替砖块诚然十分应当谴责,但是一个恣意焚烧践踏自己家园的人,又有何颜面指责被攻击的人拣拾那些被毁坏的家具碎片?而且还指责得如此理直气壮?有何权利把人家在危难中的自卫,说成是故意的践踏、抢劫和偷盗?这就如同一个人,不惜用自家的传世之宝砸死来访的使者,而当危难之中,使者用被砸坏的宝物碎片自卫时,却被攻击者反咬一口说:“你们恣意践踏我家无价之宝!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还不是翰林院传奇故事的全部。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翰林院大火事件的描述上和许多历史描述一样,创造了颠倒黑白的世界记录。

洋人冒险救火翰林院

用今天我们已然被造就的眼睛和心灵来看,更加不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洋人冒着生命危险为翰林院救火。

当时的英国公使馆人员,中国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官员扑笛南姆?威尔(B. L. Putnam Weale)在他的日记中见证道:“......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跨越许多障碍物,上面木屑纷纷下落,有时止放步枪一排,将院之内外搜查肃清。敌人所遗之铜火药帽约有半顿之多。......。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丛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三章)

比较真实客观的是,这些保卫英国使馆的水手(当时各国正规军尚未到达,在公使馆危急之中,前期抵达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多是各国商船上的水手)并非自愿抢救中国的翰林院。为要救火,先要把自己置身于炮火枪弹射程之中,还要清理翰林院区域内可能藏匿的清兵团匪。而地上“半顿之多”的“铜火药帽”可以见出救火的环境非同一般,需得冒着枪林弹雨炮轰的生命危险。这样的义勇行为,只有冷战时期东柏林的勇者们逃越柏林墙的壮举勉强可以相比。而柏林墙的逃越者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这些英国水手则是为了攻击自己的敌方的文化圣堂和千古文字。所以他们“受有严令,逼其作事”,是被迫的。下此严令的,当然是英国公使馆最高首领,英国公使窦纳乐。

到此,这段翰林院往事还是没有结束。中国教科书一口咬定翰林残卷都被洋人洗劫一空。我们再来看看其实是怎么回事。

洋人为中国抢救保送翰林残卷没有回音

翰林院大火之后,英国公使先是急电清廷,要求中国政府出面抢救翰林院及书稿,在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他下令抢救那些被遗失被焚烧的残卷,并派人冒险把它们送到了清政府的总理衙门。

这情况发生在清军义和团和使馆守卫双方都利用残卷书籍当作砖头加固工事这事发生之前。翰林院大火刚刚熄灭的次日,“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maxwell Macdonald)就通过专线给中国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引者)发出急电,告知他们,他曾试图抢救图书馆,并要求他们出面收拾翰林院残剩书稿。”写下这段回忆的是当时在中国任邮政官员的美国人阿灵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和他的同伴卢因森(William Lewisohn)。他们接着写道,“不必说,中国政府那时--用一个适当的说法--正‘马踩着车’(“having at that moment quite other fish to fry”),没有理睬他的通知。”(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另据记载,这位英国公使并不就此罢休:过后,他进一步采取行动,干脆把抢救出来的部分手稿和书籍送交到了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同上)。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些残卷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参与和努力下得到保护和保存。

窦纳乐爵士弃而不舍的做法连美国人都觉得惊讶,认为这是一种“被围攻期间特殊外交智慧的表现”,虽然“不可思议但是无可置辩”(引自同上)。但是中国的这边就不仅是让人不可思议了。窦纳乐急电发过去的时候两宫尚未“蒙尘在外”(笔者曾撰文说当时清廷已经出逃,实为错矣,特此修正:清廷慈禧携光绪出逃是八国联军八月十三号即将破城之前,而不是焚烧翰林院的六月下旬。)而当翰林院大火之时,慈禧正在紫禁城里观看倾听“灭洋”、围攻使馆的好戏,清廷那时根本谈不上什么“马踩着车”。不了解中国宫廷内斗情况的美国人,显然受到清廷多次下诏“剿匪”的蛊惑,以为是清政府控制不了义和团暴乱的局面,需要八国联军前来救助。后来八国联军都开始从天津上路了,美国公使康格还在奉命调查中国政府究竟给公使馆送了多少粮食!(其实到八国联军破城之前,公使馆里的外交使节和中国教民们早就开始斤斤计较、数着分量分吃马肉了!)洋人危难之中尚且知道痛惜中国圣堂圣典,中国当局观看“灭洋”之戏之余,却对自家珍宝之毁不理不睬,好象烧的真是英国的剑桥牛津,这种情况实属不可思议!而到英国公使把被焚的书籍残卷送交总理衙门时,清政府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回音(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同上)!《永乐大典》本已是历代残留珍本,《四库全书》全部底本则从全国各地精心搜集而来,还有历代手抄文本,皇帝御批原件等等,这些真如一个没有文化荒蛮国家之垃圾一样,不能让清政府稍微动心!哪怕抽出空来,给英国公使回只言片语表示感谢也罢!清廷之冷漠,不仅匪夷所思,而且令人痛心。

烧翰林院是为了毁英国公使馆。结果翰林院被毁,大量珍贵书卷被烧,公使馆却完好无损。窦纳乐爵士乃英国公使与汉学家身份兼于一身,他在狼藉满地的翰林院废墟和公使馆之间,心情必定复杂。也许几分歉疚,也许十分惋惜,无论如何,他肯定他觉得对于此祸,他责任重大。但是不管出于“外交智慧”还是出于爱护中国古籍之心,反正英国人为挽救那些残卷所付诸的正式的外交努力没有任何回应。翰林院废墟余烟袅袅,败纸残页破书片稿,满处飘散遗落。中国人自己居然无人心疼,无人在乎!中国人竟然将国宝弃之如敝屣!在这样的前提下,翰林院废墟里灰烬中的一些书籍残卷落到了在当时在场的外国人手中。

多年之后,在中国大陆,这些书籍成了“八国联军”将翰林院书籍“抢劫一空”的证据。

严令禁止抢劫书籍

洋人的诚实在于他们自己记录了“抢劫”的实况。“抢”得不容易。是在他们自己的严令禁止中“抢”的,确切地说,是违令偷的。偷的人,是公使馆内研究中国汉学的专家学者,当然懂得这些这些书籍的珍贵价值,所以看见这些与“黄金等价值”的东西破落在地,“心有不忍”。偷的情况一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焚烧过后,遍地残卷,四处飘落。可以想见的情况还有,奉英国公使之命的水手们,捡拾地上的残卷准备送交中国总理衙门。

时人记载:“有稠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数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捡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值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这段文字引自扑笛南姆 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24日的日记。那天,翰林院大火余烟未熄,他是在余烟焚绕中记下这些文字的。如果不是六年之后的1906年,作者出版这些日记的时候做过修改,他显然有先见之明:他在那天---翰林院被焚第二天--就写道“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中国在那次大火中焚毁的典籍众多,损失惨重。而丢失在洋人手中(英国人)的书籍极为有限。把全部损失统统算到外国人头上,简单方便,容易让后世接受,因为这样就可以跨越自我犯罪感的心理障碍。但是这并不能洗刷自焚祖典,自践古籍的耻辱。人可以没有记忆,可以忘记耻辱,但历史是有记忆的。除非利用国家力量把当年所有相关记录文字焚毁得一干二净。

洋人手中残卷保存完好

值得庆幸的是,落入洋人手中的有数的残卷得到了很好的珍藏,就如同当今中国那些被遗弃或遭虐待的女婴或者女童,被洋人领养之后,她们的命运一举改观,从此享受到了孩子应当有的甚至更好的待遇。

关于那些落如洋人手中的书籍,有记载的是:当时的英国驻华领事希莱斯(Lancelot Giles,中文名,翟兰思)保存了一卷成为珍贵的残存样品的《永乐大典》,以及一些其他珍品。其中包括皇帝举办的科举考试的一些卷子。这场著名的大火过去十三年之后,1913年,曾经在华执教的英国汉学家巴克毫斯(Edmund Ttrelawny Backhouse,中文名,巴克斯,1944年去世)将他精心保存的六卷《永乐大典》卷呈交给了英国牛津博德利安(Bodleian)图书馆。

为了保护这些饱经灾难的古籍,图书馆为这六卷古老的著作特制了精美的木制封套,同时小心翼翼封补了书上的枪眼(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同上)。此外,另几卷《永乐大典》残本,经过英国人的收集保存,最后在剑桥东方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参见参见“In Search of Old Peking”,同上)。

翰林书馆的大火使馆内外国学者痛心疾首。他们急电中国官府,报告情况请求救理没有回音,将残片送交总理衙门也没有反馈。这种情况下,收拾残局,检拾碎片,清理废墟的当然是各国公使人员。这期间有学者违反禁令,从火光中减拾书籍收为己有,自行珍藏。有的事后送交本国图书馆,小心保存收藏。这才是半个世纪过后,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说的“八国联军抢劫中国珍古书籍”的全部真相。

如果不是这样的"抢劫",可能还有另外两种结局:一,各国公使人员面对被焚毁的书院兴灾乐祸,以至于转嫁愤怒,助火于废墟之上,将各处残稿干净彻底焚成灰烬;二,对废墟残稿强做视而不见,以珍惜自己名誉清白为理由,任散乱各处的残稿随风随雨随战乱化为乌有。果真如是,前者未免残忍,后者未免虚伪。而事实是,他们既没有那么残忍,也没有那么虚伪,他们即扑灭了翰林院大火---因而翰林院辉煌建筑没有被全部焚烧干净;在通知中国政府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他们也抢救了大量残卷并送交了总理衙门---这是《永乐大典》绝大部份残卷至今在中国留存的唯一真实原因;此外,他们也违令窃取了少数残本---不过这并非英国的政府行为而是个别学者的个人行为。

无论他们怎样行为,他们当时的大部份行为(除了水兵们用残卷垫防御工事,而那些水兵大都没有文化)都围绕着一个理由,这个理由的值得国人了解:他们懂得并珍惜文物古籍的价值,即便身陷重围之中,即便是敌对一方的文物古籍,即便是敌人用来消灭自己的武器,即便需要冒生命危险,也要珍视它而不弃置它,抢救它而不迁怒于它,精心保存它而不毁灭它。这是一个文明民族本来应有的教养。

基于对上述理由的认同,平心而论,设身处地,我宁肯认为,这些洋人应当得到中国后人尤其是后学的尊敬、钦佩和感谢!尊敬他们珍视异国文化的精神;钦佩他们冒险灭火和抢救残卷的勇气;感谢他们从大火之后的灰烬中为中国送交保留了《永乐大典》残卷,同时感谢他们对手中残卷多年来的精心收藏和保存。

各国就焚烧翰林院的指责要求更正事实

1949年以后中国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上的有关不实之词,并非第一次把翰林院之毁归罪于八国联军。翰林院的故事的尾声发人深思:大概焚毁翰林院这个过错实在丢人,难以认可,在翰林院大部份成废墟一年之久的1901年6月,八国联军陆续撤离中国。撤兵烟尘未绝,中国就把翰林院之毁推到八国联军头上了。不过时间距离太近,当事人都在,这次“栽藏”没能成功。

出此举的是清廷掌院学士昆中堂。他上奏朝廷,报告翰林院被毁情况并请求朝廷拨款兴修。文人学士爱文化的拳拳之心诚可嘉也,不过不知什么原因,他顺便把翰林院焚毁之罪责归于八国联军。事情刚刚过去,谁都知道把翰林院之毁归罪于洋兵,就象说他们在被围攻中故意自我引火烧身一样,乃无稽之谈。他这么做也许无心,也许有意,也许意在言外,希望奏请拨款时少生事端。否则,指出是清军干的,等于给太后脸上抹黑,弄不好节外生枝。当初慈喜太后不计后果,决计与洋人决一死战的连续三度"宣叫大起"(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朝廷内里有目共睹。现在国难刚平,阵痛尚在,谁愿意戳太后的伤口!能拨款复修翰林院就是目的。

可是这奏折内容不知怎么就让各国公使知道了。在拳乱期间,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处于漩涡中心位置,虽然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是喧嚣的仇外情绪和殊死战斗,不过他们自己能做的不过就是动动手发发电报写写公文,要么动动嘴开开会传传消息,即便在“四面为营”“教民分守”,“人以为必死”的紧急的时刻,他们也不过帮着挖挖地道抱抱孩子,数数还有多少粮食可以分食。一年过去,却忽然听闻前来拼死救助自己的洋兵成了焚毁翰林院的罪魁!而且是清廷官员正式上奏的折子中这样指证的。当时心情可能就和一年前美国将军威尔逊,忽然听闻自己成了毁灭中国白塔建筑的罪魁的心情差不太多。八国联军也不干。毕竟他们当时并不在场。

于是他们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情况,磋商对应办法。办法其实很简单,就和过去一样,给朝廷在京全权大臣发出正式照会,要求立即澄清事实,更正错误。其实清廷对内对外满脑门子官司刚有眉目,未必会认真对待奏折上对洋兵焚毁翰林院的指证。只是外国人自己一出来正式照会,中国官员就不便再假装糊涂。当即传递消息,疏通情况。而掌院"肇事"的中国官员"昆中堂"闻讯而动,即刻做了更正和声明。(参见1901年6月9日《申报》)

外国公使这次如此郑重其事的外交正误行动,除了要求实事求是,与国际媒体的监督作用有间接关系。八国联军进兵中国,是当时的全球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八国联军在中国的一举一动不能逃脱西方新闻媒体的注意。这些西方媒体不受官方控制,各国随军记者乐于秉笔直书所见所闻。所谓“爱国情操”历来不是西方记者的看家本事。

当时的俄,日,德,英等国都对中国各怀贸易扩张进而领土扩张的野心。俄国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血腥屠杀中国百姓的残暴、德军在华扩大打击拳匪范围,不分青红皂白仇杀中国百姓的野蛮复仇行径、以及其他联军僭越进兵中国之初衷的行为,都在西方媒体上有大量报道,并且引起了国际间的普遍谴责。当时没有联合国,除了美国一贯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种种外交努力,国际舆论是唯一监督八国联军在华行为的力量。虽然这种舆论监督并不具有强大的制约力,但各列强亦不敢置若罔闻,全然不当一回事。若有重要报道与事实不符,必定认真要求澄清事实。

翰林院被焚真相不过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一个枝节问题。不过这个枝节在我们被给定的中国近代史知识结构中,相当“出格”。它所代表的逻辑与那个结构所呈现的逻辑严重冲突,无法吻合。显然,严格依据历史资料本身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关于那段历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FA: 《华盛顿手记》档案库)

【作者: txwc】【访问统计:】【2006年01月29日 星期日 19:45】【注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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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郝永刚   2007-12-23 19:08:3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心痛

- 评论人:心情复杂   2006-02-28 09:11:18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民族感情使我们难以接受这样的历史事实,然而事实毕竟如此,与实行普遍的愚民政策下受骗受驱的中国人相比,毕竟还是占据中国部分土地的欧洲人文明得多。几十年来的历史教科书,其实所教的并非历史,而是在革命的旗帜下继续做顺民的一种历史观念,他们不把真实的历史面目给人看,那不是在实行新的愚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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