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宏章（日本国北九州市立大学）

1.陳独秀研究的深化發展

　　1983年拙著『陳独秀』¹出版以来，已歴時二十三年。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体現改革開放政策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解放運動還剛開始，對陳独秀的重新評價也才起歩不久。当時，有関陳独秀的専著尚未問世，拙著与Lee Feigon的Chen Duxiu²不期同時出版，二書為最早的陳独秀傳記。同一時期，我在上海、Lee Feigon在北京，分別受教于任建樹先生和林茂生先生。1983年，陳独秀編輯的『安徽俗話報』³再版，掲開了一些事實真相，推動了早年陳独秀研究的前進。其後，中国的陳独秀研究大有進展，継任建樹的大作『陳独秀大傳』⁴出版，迄今已著述豊盛。另外，還出版了『陳独秀文章選編』三巻⁵和『陳独秀著作選』三巻⁶，据説正準備出版『陳独秀全集』。使陳独秀評價問題複雑化的托洛茨基研究的禁区也已打破，与陳独秀共同組織托洛茨基主義派（托派）的老托洛茨基主義者鄭超麟的『鄭超麟回憶録』⁷也已刊行。

　　陳独秀的活動大致可分為如下幾個時期。①辛亥革命以前刊行『安徽俗話報』，以及参反清秘密団体岳王会活動的愛国運動時期。②在新文化運動中，介紹批判儒家啓蒙思想的“民主与科学”運動時期。③中国共産党建党与国民革命時期。④因反對斯大林而被開除党籍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時期。⑤出獄後的抗戰時期。對陳独秀的評價，有関第③時期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和第④時期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是相当嚴峻的。歴来評價陳独秀，皆指責其推行右傾機会主義招致大革命的失敗，背叛共産党淪為反党托派主義者。有時還被扣上背叛中華民族“漢奸”的帽子。陳独秀的名字从其親自發起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中消失，成為地地道道的反面角色。

    現在，對陳独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総司令的評價已無異議，而究竟是“右傾”還是“左傾”的争論却還在進行⁸。随着托派研究禁区的打破，陳独秀与托洛茨基的関係以及中国托派的研究也有了進展。当然，這与蘇聯的對斯大林的批判有関。在這様的氣候下，各地成立了陳独秀研究会，唐宝林主編的『陳独秀研究動態』一直在介紹活躍的研究状況⁹。看到今天陳独秀研究的活潑局面，与二十幾年前拙著出版時有隔世之感。在陳独秀故郷的安慶市郊外，陳的墓地已修成公園，並設立了陳列舘。可以説，一直被作為反党分子而受批判的陳独秀，平反之日已為期不遠。

　　我開始研究陳独秀，還是在剛入研究生院的時候，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那時，中国正刮着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陳独秀被視為一個背叛中国革命的罪人。陳独秀是“右傾投降主義者”，一直被打上与共産党敵對的托派的烙印。我為了掲下陳独秀的政治烙印，从学問的角度洗刷其汚名，斗胆地着手“危険”的陳独秀研究。当時，在日本幾乎没有人从事陳独秀研究。所幸，当時在日本對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已無任何阻力，因為斯大林把社会主義歪曲成全体主義。所以，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陳独秀没有戴上任何帽子，日本的陳独秀研究具備了對其①～⑤時期的不同作用進行客観分析的条件。

    拙著對陳独秀的評價如下：

  “(陳独秀）最早地洞察了時代的趨勢，理清了混乱的思想，指出了前進的方向。从外国傳入的革命思想，經陳独秀之手，轉変成推動中国社会的革命運動思想。陳独秀以罕見的組織能力，使革命思想結出革命運動之果。”

  “陳独秀一心考慮如何将中国社会从前近代傳統思想的束縛中開放出来，一直在探索新的運動与思想，他是時代的旗手。所以，陳独秀不固守一種立場，不断自我革新，接受新的思想。時代改変了陳独秀，同時陳独秀也改変了時代¹⁰。”

　　陳独秀一直對第三国際持有不同意見，而第三国際却無視陳独秀的意見，頑固地継續執行其国共合作的錯誤政策，最終醸成了大革命失敗的悲劇。然而，第三国際却稼禍於陳独秀。另外，在中東路事件上，陳独秀指責李立三的“保衛蘇聯”是激進主義，証明了其對形勢判断的正確性。

    因此，陳独秀對第三国際和中共中央持不同意見，既不是背叛中華民族、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右傾主義，也不是激進的左傾機会主義。這是我二十三年前研究陳独秀的結論。後来，我除發表了描述領導新文化運動的両個輪子－陳独秀和胡適，進入二十年代後分道揚鑣過程的論文「其後的胡適与陳独秀－『打倒孔家店』的去向」之外¹¹，暫時放下了陳独秀研究。

    重新審視今天的陳独秀研究的盛況，我感慨很深。但是，从一個日本学者的角度而言，我仍然与中国学術界有一些不同看法。

2.扣帽子式的歴史評價

　　在日本研究陳独秀或中華民国史，不能理解為什麼要給陳独秀扣上“左傾”或“右傾”的帽子¹²。

    陳独秀創立了中国共産党，率領共産党領導了激烈的武装革命－国民革命，在激烈的政治、軍事闘争中，失去了許多同志，導致党組織的致命損失，這公認的事實。从失敗中再起之際，不明確領導人應負的政治責任，就没有組織的重建，也是自然的。与此同時，伴随党内的権力闘争，過激地追究政治責任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闘争中使権力交替正当化的邏輯成為必要的手段。於是，含有負面價値的“左傾”或“右傾”的帽子被当做工具使用。但“左傾”或“右傾”是給敵人的罪名，是勝者譴責敗者的罪名。大概愈是給建党元勲陳独秀那様的偉大領袖戴上帯有異端性質的“左傾”或“右傾”的帽子，就愈能標榜新領導人的“正統”吧。

    給陳独秀戴帽子是基於政治價値観的政治性行為。給政党的政治声明、文件、歴史評價下政治結論¹³，我作為一個政治学学者可以理解。但是，把政治結論帯入学術研究，以政治性評價代替学術性的歴史評價，我難以贊同。

　　据中央党校韓鋼教授称，以往的中共中央文件一直給陳独秀戴五頂帽子－叛徒、漢奸、托派、右傾機会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現在，“叛徒”和“漢奸”的帽子被摘下了，“右傾投降主義”也不提了，但“右傾機会主義”的帽子仍在継續使用。関於“右傾機会主義”有如下説法，“這些年来，学術界的研究實際上已經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研究者還在不断發表著述，争取最後摘掉陳独秀的右傾機会主義者帽子，為他徹底平反。当然，不同意見、不同看法的争論仍在継續。”但聴説，主張給陳独秀恢復名誉的陳独秀研究会，在開始討論摘下“右傾投降主義”和“右傾機会主義”這両頂帽子時，研究会的内部發行刊物却被迫停刊¹⁴。這是不是政治干渉学術呢。陳独秀是“左傾”還是“右傾”的争論，那是政治的事情，学術應基於“事實求是”的精神，一絲不苟地還歴史本来之面目。

    給政治對手扣上“左”或“右”的帽子，不僅从政治上、還从肉体上将其消滅，這是斯大林的一貫作法。斯大林主義者把自己的價値観作為公認的、正統的價値観，並加以絶對化，對不和拍的反對派冠以馬克思主義叛徒的罪名而清洗之。就是説，当権者僵化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束縛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解釋和發展。本應解放人類的馬克思主義反而束縛了人類，這是産生斯大林体制下的恐怖政治的原因。斯大林死後，赫魯暁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的長期統治腐蝕了蘇聯社会主義，並最終導致了蘇聯的消亡。

    以唯一的、絶對的、公認的解釋尺度来判断歴史，将異化学術的本質。把豊富的歴史本質化為空洞的政治語言，歴史将成為異化的歴史。正像共産主義的目的是把人从忽視人性的勞働中解放出来那様，解放歴史就是把被異化的歴史从政治中解放出来，恢復歴史本来的面目。這才是於学術具有實在意義的工作。

3.向儒教教義挑戦

　　事實上，正是陳独秀高擧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的旗幟，向正統的儒教統治挑戰，提倡人性的解放，在中国進行了具有啓蒙意義的活動。

　　陳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強調，“解放云者，脱離夫奴隷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温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悪；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絶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権利，一切信仰，唯有聴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無盲从隷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節義，奴隷之道徳也¹⁵。”陳独秀呼吁人們不要盲从“忠孝節義”的正統教義，以独立自主的自由價値観来解放自己。後来，陳独秀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反對将馬克思主義絶對成宗教。当国民党試圖以儒教解釋三民主義，特別是戴季陶将孫文主義絶對化時，陳独秀進行了嚴厲的批判¹⁶。有意思的是，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胡適在這一点上顕得更為堅決。胡適的“多研究些主義，少談些主義”¹⁷，批判了“××主義”的簡單化傾向。正如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指出的那様，懐疑一切的“批判的態度（精神）”才是思想的解放、人性解放之根本¹⁸。胡適徹底地批判了国民党取得政権後回帰権威傳統的傾向，指責孫文及其接班人完全没有理解否定傳統権威的新文化運動精神（解放人性、擁護人権），要求国民党“取消統一思想与党化教育迷夢”¹⁹。和胡適強調新思潮的“反對盲从”一様²⁰，陳独秀也不放棄“批判的態度”和“反對盲从”。

4.和斯大林的闘争

　　在大革命期間，陳独秀最不満的是斯大林欲假第三国際的権威指揮、干渉中国革命。陳独秀認為斯大林要求中国“盲从”。陳独秀雖在中共党内有巨大権威，但与斯大林在国際共産主義運動中的権威相比微不足道。当時陳独秀反對以政党合作的形式来進行国共合作，第三国際在中国的代表馬林借国際的権威，以与民族資産階級的合作政策是国際的意向為由，圧制了陳独秀的反對意見。陳独秀認為斯大林的権威主義一一干渉中共的政策，侵犯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精神”，理所当然地對斯大林強迫中国“盲从”表示了強烈不満。

　　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是斯大林一個人壟断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権。中共党内給政敵或反對派加上区分敵我的、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左傾”“右傾”的手法，都是从蘇共那里学来的。从蘇共党内派別闘争中産生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名称，起初並無褒貶之意。列寧死後，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派的権力闘争中，将托洛茨基派打成反對列寧主義的思想潮流，企圖作為“人民公敵”而消滅之。托洛茨基派被扣上“左傾機会主義”、“左傾冒険主義”，展開了残酷無情的流血清洗。為形成斯大林的独裁体制，“左傾”、“右傾”的用語作為消滅反對派的政治工具而被乱用。

5.大革命失敗与陳独秀的罪名

    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議”上，陳独秀承担大革命失敗的責任，被解除了総書記職務，並被第三国際戴上“機会主義”的帽子。据“八・七会議”的「告全体党員書」称，機会主義是“經常的揺動和猶豫、在緊急関頭総是没有堅決行動的決心”²¹。当時，還是作為政治態度的問題，並非意識形態的批判。1929年，陳独秀因贊同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評，並批評中共中央和第三国際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態度，於12月被開除党籍。中央決議指責陳独秀“从機会主義深入到取消主義”，“這様極端右傾的思想，這様反国際反党的路線，如果在党内存在，毫無疑問地是破壊党、破壊革命、以至背叛階級帮訪助敵人”²²。中共中央指同時被開除的彭述之，自命為“左派”，組織中国共産党左派反對派，給其按上“右傾”帽子。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左派”代表正確，大概不願使用“左”而代之於“右傾”吧。提倡“継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一般被認為是左派，但為了強調其負面印象，使用了加引号的“左”傾，意思是“所謂左派，實則‘左’傾”。

    被開除党籍後，陳独秀集結了中国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組織了無産者社，並受托洛茨基的請求聯合了其他托洛茨基主義小派別，於1931年組成“中国共産主義者同盟”，形成了党内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組織。於是，取代陳独秀領導中共中央的陳独秀的旧部下，一起開始了對這位過去老師的非難。蔡和森在「論陳独秀主義」中指陳独秀主義為“機会主義”，“孟什維克主義”、“取消主義”、“合法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²³。博古罵陳独秀是“反革命的資産階級的先鋒隊”²⁴。

　　針對中共中央（李立三）高叫“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加強武装闘争的路線，陳独秀指出其盲動主義的危険性，勧告中央放棄武装闘争、展開政治闘争。立三路線的領導人李立三譴責陳独秀是“取消主義与取消派”，“把党、把中央看做第一個敵人，不去做反帝国主義、反軍閥、反豪紳買辦資産階級国民党的工作，専門来反對党、破壊党”²⁵。瞿秋白也抨撃陳独秀是“中国的取消主義和機会主義”，放棄闘争是“向資産階級投降的取消主義”²⁶。後来，瞿秋白路線、李立三路線的盲動主義受到批判，歴史証明了陳独秀的正確。

　　陳独秀因与反對斯大林的托洛茨基派合流而被痛罵，甚至被斥為投降資産階級。實質上，並不是什麼投降主義的問題，而是得罪了中共中央被扣上投降資産階級的帽子罷了。中央新領導給陳独秀定的罪是工農之敵，顕示了自己的正統性。

    陳独秀於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坐了五年牢。抗日戰争暴發後陳独秀出獄，在抗日統一戰線高潮中，有人提出了恢復陳独秀党籍的問題，但遭到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陳紹禹）的強烈反對²⁷，理由是決不能饒恕托洛茨基主義者。其後，陳独秀無党無派，也拒絶蒋介石的邀請，移居四川江津，在那里継續抗日的言論活動。1938年，康生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中，給陳独秀等托派扣上淪為日本的奸細、“漢奸”、堕落成中華民族“公敵”的帽子²⁸。背叛中華民族“漢奸”的帽子是對陳独秀最大的汚辱。“破壊抗日戰争、分裂統一戰線、實行叛賣祖国、甘作日寇偵探、進行軍事破壊、採取暗殺手段”²⁹等理由，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捏造。

　　从1935到1938年，在蘇聯，“人民公敵”的概念是斯大林用来清洗對手的工具。遭到清洗的不僅有托洛茨基主義者，還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著名的布爾什維克。菊池昌典認為，大清洗的原因是斯大林對蘇聯国家内部的崩潰抱有過度的恐惧³⁰。面臨日本的全面侵略、国難当頭之際，中国共産党沿用斯大林清洗的邏輯排斥中国的托派，其原因也不難想像。“漢奸”乃捕風捉影，只不過是斯大林式清洗的翻版，為非難而非難的捏造。斯大林的蛮横，在赫魯暁夫的秘密報告中已有充分掲露。“斯大林不是用説服、説明或是耐心的合作方法，而是用暴力将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使之無条件屈服。持反對意見、或是試圖証明自己意見正確的人們，無不陥於被撤職、或从精神上肉体上被消滅的命運”³¹。

6.作為学術的人物研究

    記得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思想的専家西順蔵，在給我的私人信件中這様評價陳独秀。“在黒暗中，陳独秀比誰都先走一歩，但被橋上的欄杆絆倒而跌下河去”。陳独秀是一個啓蒙思想家，同時又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改革家，在列強侵略与軍閥統治的黒暗中国，他点燃了民主与科学的星火，站在知識分子的最前列創建了中国共産党，他是照亮黒夜的先覚先行者。什麼絆倒他的欄杆呢。西教授所謂的“跌下河去”，很可能就是指陳独秀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一事。成為托派便失去領導共産党和人民大衆的資格，這正是陳独秀的悲劇所在。

　　如果是那様的話，使陳独秀変為托派的“欄杆”，不正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追随者嗎。陳独秀並非甘心情願当托派的。在大革命的過程中，尽管陳独秀對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論抱有疑問，但不得不“盲从”斯大林的権威。陳独秀亦深悔自己的無力，反省革命的失敗。陳独秀在“機会主義”非難声中苦悶。当他从回国留蘇学生處得知托洛茨基也對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論持有不同観点時，便毫不猶豫地与托洛茨基合流，組成了反對派。結果，蘇共党内的反對派托洛茨基被清除，中共党内的反對派陳独秀也被清除。陳独秀離開了中国革命的主航道。

    陳独秀領導托派組織，是否有被排斥在中国革命主流之外的危機感呢。要留在革命主流内，就不能對斯大林有抵触，但陳独秀做不到。陳独秀或許抱着即便身敗名裂，也不能放棄信念的想法。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獄後，陳独秀的一行詩披露了他的心境，一語道尽了他是一位孤高的思想家，“行無愧怍心常担，身處艱難氣若虹³²”。或許有人会説陳独秀一直站在政治、思想的第一線，率領大衆的人物，孤高思想家的叫法不太相称。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革命以来，陳独秀尋求国民的思想変革，一直在探索与社会的有機聯系，在知識分子群体中閃閃發光，決不孤独。

　　然而，作為托派，追随陳独秀的同志並不多，他未免有孤立感。二次革命失敗後，陳独秀曽一度深受挫折感的折磨。辛亥革命後，岳王会的同志柏文蔚就任安徽省都督，陳独秀任都督府秘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陳独秀逃亡日本。1914年，陳独秀在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雑誌』上發表「生機」一文，叙述了当時的心情。“仆本擬閉戸読書，以編輯為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文之一，故已閣筆，静待餓死而已。……此時全国人民，除官吏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断絶，不独党人為然也”³³。這是陳独秀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後的内心写照。但陳独秀立即从挫折中奮起，於次年（1915年）創刊啓蒙雑誌『青年雑誌』（即後来的『新青年』），一躍成為論壇明星。那年陳独秀36歳。這次被国民党逮捕，陳独秀已53歳，再起之力已不如前。

　　陳独秀入獄後，為他奔走的不是共産党，而是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世界著名学者，他們通電蒋介石要求釋放陳独秀。国内旧友柏文蔚、蔡元培、胡適、柳亞子、楊杏佛等也声援陳独秀，章士釗主動承当辯護律師，他們都是一些非共産党、或是国民党籍著名知識分子。陳独秀的心情一定非常複雑。政治對手的国民党籍高級知識分子一起出来營救陳独秀，而他自己一手創建的共産党却把他当做托洛茨基主義者，見死不救。

    非共産党高級知識分子相惜陳独秀，並不因為他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共産党総書記、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等政治上的所為，而是因為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反對儒教傳統的自由旗手，贊賞他作為一個中国知識分子所作出的成就。章士釗説“陳独秀之暴動，謂与国民党打倒北洋軍閥時所用之策略正同”｡章士釗把陳独秀反對国民党比為孫中山反對清政府和軍閥。当然，章士釗對国民党蒋介石的批判不動於共産党。章士釗批判国民党在批判無産階級専政的同時，實行和共産党同様的一党専政。“民主国家主権、寄於全民，則以主権論。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過全民中一小小分子。……既謂党即国家，此謚為国民党専政，其誰曰不宜。中国国民党専政，蘇俄無産階級専政，此正両国相同之處、焉得曰否³⁴”。

　　陳独秀的“批判態度”与“反對盲从”的精神，始終貫穿於他的共産党員時期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時期。所以，營救他的人士雖然政治立場不同，却都从他的思想中發現諍諌人民不要盲从国民党蒋介石、對掌権者的自由批判精神，因而敢於同蒋介石政権唱反調，維護被囚的言論大師。

    陳独秀在辯護詞中宣称自己反叛的正当性，力陳反叛不忠於国家和人民的政権是知識分子的使命。“若認為在野党反抗不忠於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権利的政府党，而主張推翻其政権，即属‘叛国’，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無一非曾經‘叛国’，則国民党亦曾‘叛国’矣³⁵”。陳独秀的反抗性是植根於中国文化中的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当時的知識分子超越党派營救陳独秀，是因為他們感到以政治上的理由来消滅像陳独秀那様中国可引為自豪的文化人是一場危機。

　　五四運動期間，陳独秀因散發批判軍閥政治的傳單而被捕。在陳独秀被捕之際，胡適指出給被捕者按上政治烙印毫無意義。当時的御用報紙指陳独秀“反動”，為此胡適在北京大学説“他是為了這種（件）事被捕，然而報上却載着他是反動！這是反動，那麼現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動？‘反動’抹殺了許多事實，他怎麼算是反動”。胡適意在掲露“反動”、“右傾”等政治帽子是如何掩蓋事實的，是如何的空洞無力。胡適不満以政治為由捕人，称贊了思想家陳独秀的成就。

　　共産党却對陳独秀下政治結論，給反對共産主義運動化身的斯大林的政治罪犯陳独秀戴上各種帽子。中共無法从文化的角度評價建立了偉大思想的陳独秀，只能囿於政治性處理。

    如何从歴史学、政治学的学術角度来分析政治上有争議的人物。我認為大前提應該是有不受政治價値観影響的学術自由。中国曽經歴了政治高於一切的時代，文化、芸術、学術等必須為政治服務，学術没有自由。在擺脱文革後遺症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下，時代也要求学術必須有實事求是的客観性。所以，作為学術研究的陳独秀研究，也必須擺脱評價陳独秀的老框框。陳独秀是“右傾”還是“左傾”，或是“形左實右”，這些都是根据政治價値観給人物下結論的政治語言，是政治色彩濃厚的語言，而非根据学術價値来評價人物所應該使用的学術語言。

    我認為，應該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分析陳独秀一生五個時期的思想活動、政治活動，不應該簡單地使用非学術性的“右傾”、“左傾”等用語。

文/本刊(《中学生》)编辑部

作文是中高考的重头戏，从分值看早已是语文的“半壁江山”，从后果看“得作文者得天下”。可作文并不仅仅是个“得分工具”。

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告诉我们，作文的本质是“交流和表达”。因为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表达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人人需要表达和倾听，事事需要合作和沟通。离开了互相了解和信任，一切合作都谈不上，简单的事情也做不成。可以说，“茶壶下饺子”的人太多的时代，痛苦的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整个社会。

不仅如此，作文在训练人的思维品质、塑造人的性格，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方面，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说话、写话，其实都是在训练我们的思维，在积累我们的人文知识，在一点一点提高我们的文化层次。我们是在按照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说话，我们是在按照绝大多数人共享的文体规则写文章。不是这样，我们的话就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文章可能就是一堆词藻或者句子。正如一个脏话连篇、嬉皮笑脸的孩子不可能知书识礼、通情达理、受人尊重一样，一个写文章逻辑混乱、语无伦次、观点怪异的成年人也很难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普遍认可。

我们提出“关心作文，呵护成长”的口号，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在学习写作的同时得到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把作文训练和人的养成教育结合在一起。这不是我们的硬性规定，而是面对现实、敢于为读者负责的必然选择。《中学生》杂志的创始人叶圣陶先生为自己的儿女取名为“至诚”、“至善”、“至美”，这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做人办刊的主要追求。对于目前作文界的乱相，我们觉得提倡返朴归真，把附着在作文身上的功利灰尘洗净，很有必要。从诚、善、美开始认识和学习作文，从小学会诚善美的作文，不仅中高考时高分，更让你一辈子受用不尽。

诚，指的是作文态度。写作文是为了真诚表达、善意沟通，是为了以心换心，实现相互的了解和沟通，不是为了算计阅卷老师，也不是为了投机取巧。善，就是要重视作文内容的教育性，引导性。如果作文不能提升人的品位，鼓吹公平和正义，引领读者追求人类共通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那跟诲淫诲盗无耻之尤的文字垃圾有什么区别呢？美，就是要符合普遍的审美标准，要主流、健康、和谐，为大多数人喜闻乐见，内容和形式都要如此。
（本文作者为刘加民，发表于《中学生》高中作文版2008年暑期合刊）

  今天，没有人提出"假如仲甫先生仍然活着"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有趣的，是因为没有提这个问题的背景。假如他活着，他会怎么样？他会说什么？是很清楚地摆在那儿。他的坦城、爽朗、深刻、直白，超过一般人。
    
    所以，我们只说，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他又向我们走来，只说他仍然活着，像诗人臧克家说的"有的人死了，他仍然活着！"
    
    就在这2008年的5月----
    
    在上海做外贸工作的女儿，转来邵建先生（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的文章《五四新文化其实是反民主的行为》。她觉得我应该听一听不同的声音，果然这是大有启发的。
    
    邵建先生说：仲甫先生"求仁不得仁，却走向仁的反面了"。"新文化运动，惯被称为启蒙运动。自己没搞清什么是民主，却要启蒙，岂非以蒙启蒙？"他说："《新青年》引进的披着新文化外衣的集权文化。何况，当时的制度，已是议会框架。距离民主虽有不短的距离，但方向路子没有错。错的是新文化把传统文化当成了假想敌，一味求新，识别不了正在逼近和到来的危险，甚至以拥抱的态势一头扎了进去。结果，议会框架不是被传统文化，而是被枪杆子所摧毁，历史以民主的名义走向了训政和专政。"
    
    但是，邵建先生还是承认："到1940年的人生晚年，陈独秀对民主有所觉悟，纠正了自己早年的阶级性民主！"邵建先生的话，虽是有根据，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不可否定。邵先生举例说，仲甫先生自己也不民主，谈到用"白话文"，不叫别人讨论了，岂不是武断！这个例子结论是相反的。现在我们不都是用白话文吗？还有，文章开始加标点了，可以写白话的新诗了等，都是新文化的创举。
    
    如同小平把人民公社一风吹，还说："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他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不可以以此为据说他不民主一样，相反，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
    
    其实针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千年阴霾，仲甫先生吹响了"民主科学"的号角，是了不起的、划时代的贡献。针对第三国际的误导，率先觉悟、摆脱桎梏的也是仲甫先生呀！当年，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倾向了社会主义是必然的。所以上了第三国际的船。在实践中他格格不入、苦头吃足，最后成为"替罪羊"。他和李大钊一样，思想本是认可民主社会主义的，但都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就是中山先生不是一度也说"以俄为师"嘛。
    
    也是在这个5月，南京大学奚金芳教授，相约去安庆开会，我说刚刚去过那儿，就不去了。她送来一篇文章，题目是《浅谈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此文不"浅"。而是很深。客观上回应了邵建先生的文章。
    
    她说："在我国应当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20世纪早期），却以《共产党宣言》为圣经，以'共产党'为名建党，进行共产革命，以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为纲领。这是一种错位。""我们以俄国革命为样板，并受其主宰，这是长期干扰我国民主革命的'左'的国际根源，我党至今深受其害而未能认识。"
    
    她深刻地揭示："十月革命的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政权，那么无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的执行人。"
    
    她说："历史的复杂性告诉我们两个真理：一、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列宁所说的政权问题；二、靠武力夺取的政权，由于其是变形的新帝制，权力异化是必然的，绝非只标以'人民共和国'或什么'社会主义'可以完事的。"
    
    她指出："陈独秀称莫斯科、柏林、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中世纪。"这中间包含了他和同代革命者的血和泪。
    
    也是在这几天，《南方周末》有李阳先生的文章《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这是一份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陈的最后见解，早在史书上看到。问题在今天忽然又提出这一点，肯定是有现实的意义吧。
    
    文中有陈独秀的大声疾呼：
    
    "大家醒醒吧！"
    
    为了让大家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的真正价值，他列了一张表，比较了英、美、法和俄、德、意政治制度的区别：
    
    
    （甲）：英、美、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的选举由各党参与，政党的（执政党的）反对党在内。各党须发表竞选的纲领和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为选民有最后的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
    
    二、没有法院的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不是犯法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制度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以分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的选举均由政府党（执政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论。
    
    二、秘密警察可以随便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允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就是犯罪。
    
    陈独秀说："每一个康米尼斯特（共产党员）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应早一点过去了。"
    
    目前中国舆论界正在热烈讨论民主建设的问题。仲甫先生是站出来，在参与讨论。他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把一些问题讲得这样透彻、明了。例如，言论自由，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观点，仲甫先生讲：
    
    "法律是为了保护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了创造将来的文明。"
    
    "言论思想自由，是文化进步的第一重要条件。"
    
    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论，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观念总是搞不清。什么"封建社会"，秦以后，废封建，置郡都，是不是还是封建社会呢？建国后搞社会主义甚至创共产主义，原来讲的所谓其本质属性都变了，还叫"社会主义"吗？仲甫先生是理直气壮。他讲："喜欢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在科学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是功是罪，它毕竟是人类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生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度可能。"
    
    最重要，今天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仲甫先生讲得最彻底，最完整，最有哲理性。他说："人类社会进化无穷期，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动万世皆准的制度，或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总之，他说发展是没有止境的，解放思想是长期的任务。
    
    伟哉，仲甫先生！
    
    （2008-05-19）

网上查得,原始出处及作者不详.---五柳村编者,2008/07/26

谭天荣

青岛大学 物理系 青岛 266071

ttr359@126.com

一

   偶然在丁弘编的《交流文稿》2008年第五期上的《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看到我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表述的如下命题：

A.十月革命的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这一命题我原来写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的摘要上，但在《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它的创始者却成了南京大学某一教授。不管怎么说，这一事实说明这位教授接受了命题A，我为此感到很高兴。诚然，这位教授接受的方式似乎有太浓的“中国特色”，但相对于这一命题的首创权的荣誉的归属问题，我更关心的是我辛勤劳动的成果有没有知音。如果我的物理学理论也能通过这种具有十足的 “中国特色”方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即使在人们眼中我自己因此而成为剽窃者，我也心甘情愿。这样的结果对我个人来说虽然可悲，但眼睁睁地看到人类在物理学领域处于永恒的黑暗中则更为可悲。

   然而，我仍然为命题A今后的命运担忧，原因如下：

   为得出命题A，我经过了一个推理过程。

   首先，命题A的原始前提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按照恩格斯的表述，这一基本思想是：

B.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对命题B作了更详尽的表述：

C.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当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归根结底，命题A乃是从命题B或命题C得出的结论。

   其次，命题A还受到马克思的另一命题的启发。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接着又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按照这种描述，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总是与她的经济地位同步提高的。从大尺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从较小的历史尺度来看，情况却复杂的多。实际上，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发展到某一新阶段时，其政治地位并不是立刻自动地调整到相应的阶段。相反，这种调整往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对命题C作了如下补充：“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那么，“社会革命”是否总能成功，从而总能使得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桎梏重新成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呢？未必！除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外，“社会革命”能否成功，还决定于各种其他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还不具备，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有时，革命的失败会使得生产关系过分长期地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种情况甚至对于镇压了革命的统治阶级也是不利的。这时就会出现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统治阶级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变革，以消除那些甚至危害她自身利益的矛盾。马克思把这种历史现象表述为：

D.那些镇压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命题A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命题的一个推论。

   最后，命题A乃是对一个历史问题的回答。

   到了二十世纪，出现了新的历史情况：现存的生产关系关系尚未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从而代表新的生产关系革命阶级尚未获得进行“社会革命”的经济地位，但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却已经有力量“夺取政权”。如果这时她果真夺取了政权，结果会怎么样呢？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我称这一问题为“列宁问题”。

   马克思没有遇到过这一问题，但他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却似乎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对命题C提出了另一补充：“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正是沿着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对比马克思的命题D，我得出了命题A。在我看来，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进程已经证实了这一命题，从而这一命题乃是“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

   综上所述，除历史事实以外，命题A还有两个理论上的前提：大前提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用现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前提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非总是同步发展的。”在某些情形下，作为上层建筑的革命力量过分地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程度，这时往往出现马克思的命题D所表述的历史现象。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革命力量也可能超前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程度。如果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缺乏理论素养，贸然夺取政权，就会导致命题A所表述的那种历史现象。

   我之所以为命题A今后的命运担忧，是因为当南京大学的那位教授提到命题A时，既离开了它的大前提也离开了它的小前提，这一命题因此而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成了一个神秘的教条，这种教条对于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二

   在同一期《交流文稿》中，有一篇题为《重读〈共产党宣言〉》的文章，其中说：“近百年间，苏联走过从高举列宁旗帜，认真贯彻《共产党宣言》，到否定《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的曲折道路。”这一句话包含了如下观点：

   第一，列宁坚持《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十月革命则是贯彻《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的历史实践；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就得否定《共产党宣言》的原则。

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不是恩格斯表述的命题B，也不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表述的命题C，而是“暴力革命”。于是上面的命题就变成：

   第一，列宁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十月革命则是贯彻暴力革命的原则的历史实践；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就得否定暴力革命的原则。

难道我们从《共产党宣言》、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从俄国与中国几十年的苦难历史就学到了这点东西吗？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的命题D，又怎么理解命题A呢？

   看来，《重读〈共产党宣言〉》一文的作者并没有静下心来从头至尾仔细读一遍《共产党宣言》，以致忽视了其中关键的一段话：“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如果作者认真阅读过这段话，就不难看到：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指导思想“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果作者看到这一点，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命题：

   第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了“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的指导思想；而列宁篡改了这一思想，并且用“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错误思想取而代之；十月革命则是实践列宁的这一错误思想而制造的历史悲剧。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共产党宣言》的“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来。

   如果从这两个命题出发，就难免要把《重读〈共产党宣言〉》一文从头改写。

五柳村2008年7月24日收到。

  最近有两个事，让我感慨思考。

  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部纪实作品，记录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曾多次再版，很有影响。但现在却很难看到了。于是，一个出版社想再版，这是正常的事。然而这个出版社新换了领导，听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书，便面有惧色，向此书的责任编辑提出，这部书是不是要送上边审查呢？责编说，这是早出版过的书呀，还有必要送审吗？新负责人说，现在不同于当年，要求更严格了，当年可以通过的书，现在就不一定合适出版，还是要送上边审吧。因为写文革的书是规定送审的，一般地说，这是个中国出版的禁区。我本人有一部早就出版过的长篇小说《魂怨》，是一部民间传奇，是关于当年刘少奇在开封遇害而死的传说，我在刘少奇遇害的同时，正在长影被打成“为刘少奇翻案、为右派翻案的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小头头，因此在刘少奇平反时，在人民日报上写出一首诗：《唤一声少奇同志》，也在此时，把这部流传于开封民间的传奇写了出来，并附上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这部书由华龄出版社出版。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想起这段经历，想重新整理这部书，便根据我在那场浩劫中写出的六十万字的交代中缩写成《我的灵魂交代》一书，想以此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朋友们说，这是部有意义的书，然而在今天却难找到可以出版这部书的地方。因为听说，写这年月的书不好出了，我也便想等到可以出版的时候再拿出来吧。

  一次偶然的机会，2008年6月25日，我去参加北京夕阳美健康活动。这是组织老年人参加的，有二百多人，先去大兴采摘西瓜，中午要聚餐，公司要找一个新鲜去处，便带我们到了大兴的西红门，这里有一个红旗飘飘大饭堂。

  这是个什么样的去处？先听介绍说：到这里，你就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你见到的服务员，全是红卫兵，一律身着绿军装。。。。

  还是看他们自己的介绍吧。一进门大红标牌上写着长长的前言，奇文共欣赏，我把它抄录如下：

  革命的同志们！当你来到“红旗飘飘”激情年代劳经典演艺大饭堂门前，展现在面前的是由雕塑着中国最大的三面舞动着激情年代烙印的巨大红旗构成了主墙壁，旗帜上“红旗飘飘”四个大字奏响了红色历史的主旋律。走入镶嵌在红旗中央，立体雕刻的毛泽东选集开成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表达了这里的服务宗旨。步入大厅，看到左侧庄严雄浑巍峨向上的长城扶梯，民族之感油然而生。不到长城非好汉七个大字，一定会激起你的豪迈情怀；迎面看到的是斗志昂扬的“工农兵”雕塑，与大厅顶部悬吊的黑白历史影片浑然一体，将你的思绪引入激情如火的年代。经过雕塑，便见小桥流水，鱼翔浅底、山影垒翠的景色，你一定会感到这里温暖如春，生机盎然，敞开两扇庄重的红色大门，将你引入一千平米的餐饮演艺大厅。。。。

  正中央是毛主席巨幅画像，大台上有“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标语。西边有“兵团之家”、“知青部落”、“军管会”等七个雅间，置身其间，触景生情，感受当年蹉跎岁月的壮志豪情。。。护版上的红色标语，仿佛令你耳畔回荡着那震撼九州的革命口号。。。重温红色的历史吧。。。

  革命的同志们，置身红旗飘飘，品尝美味佳肴，观看经典演艺，忆往昔看今朝，风景这边独好。。。让红旗飘飘，高高飘扬，永远飘扬。2007年3月。

  我们进到了大厅，看到了那造反有理的宣传画，真叫的触目惊心。我看了这些年轻人的演出，唱得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只是没有见到忠字舞蹈，语录歌不绝于耳，也可以说是再一次“惊心动魄”。它真的让我回到了那个年月。

  在这里看到的还有些当年的文物古迹。那用来给我倒水的瓷壶上有当年的彩照，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林副主席手上举着那小红本子。

   一方面是不许出版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不许对这场浩劫深思批判，一面却有着对那场浩劫的怀念和回归，或者说是一次封建法西斯年月的复辟。这都是没有忘记历史吧。不许以科学和历史观看历史，必然是歪曲的历史的重现。

  有一桌吃饭的年轻大学生，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吃“散伙饭”，我问他们，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吗？答不知道；我又问：知道反右派是哪一年发生的，是怎么回事吗？答，不晓得。再问：六四是什么日子？答，我们是学理工科的，你问学文科的同学吧，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对这些没有兴趣。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到这儿吃饭呢？回答是，听说这儿好玩吧。

  走进红旗飘飘大饭堂，你可以选不同口味的菜肴，你可以面对历史有不同的答案吧；不是有一本书叫《怀念毛泽东》作者在公然号召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吗？这里在做一种演习呢。

                                    2008．6．28草于北京

         今年值得一说的，是两个在美国生命科学界正春风得意的才子不久前双双归国，饶毅到北大做了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则回了清华，他是清华的毕业生。

         这种事，向来并不复杂，止一句话：如果为了最纯粹的科学研究，那么他们是不当回国的。这一点，他们也毫不否认，尤其是施一公，明说了这一点。那么，他们回国，就是为了纯粹的科学以外的东西了。

"爱国"就不必再说了，而应该说说他们提出的两种"感"：饶毅道，自己回国，最好的解释是"归属感"使然。他谈到杨振宁等人选择回国养老，也是作为他的观点"中国人的归属终究在中国"的一点佐证。而施一公则更是毫不客套、忌讳，说回国比在美国更有"成就感"——在美国做得再好，也止是锦上添花，人家少你一个不少；而回国则可以干一番"开风气"的大事，其"成就感"自然不可同年而语。

从这些话里看得出，饶毅更多些"文气"，从历史的视角想问题，认为民族文化对人的行止有极大的左右力。他在美国二十多年，或许正是一段逐渐体悟到"归属感"的力量和意义的漫漫路程。而施一公则更具美国式的"爽气"，比饶毅的话更"实际"，但那正是"君子坦荡荡"的风采。有人明明是为名为利，却大谈一套肉麻的爱国主义、献身思想；施一公所谓"成就感"，是实践他的信仰，那个留在他名字里的"一心为公"。

毫无疑问，他们归国，是立志要当所谓"学术领袖"的，时髦的话可能叫"一哥"，所以难免为有些人所非议。这也许怪不得非议者，因为中国想当"一哥"或当上"一哥"的庸才、坏才的确不少。但原则还是不能忘：所谓"当仁不让"，凡够本事的，就是要当一哥，把位子给谦虚掉了，让次一等的当，反而是罪过。现在北京两大高校把够一哥本事的人请到了手，如果却又不让他们潇洒，不给他们"归属感"、"成就感"，甚至要杀杀他们的锐气之类，那真是人格有点分裂了。

当然，他们俩绝对都是狠理性的人，不是一时冲动就做了海归。说实话，凡海外学者，不觉得中国的学术生态不尽人意的，应该是没有。但毕竟那神奇的归属感、成就感又让两人跃跃欲试，所以在他们归国全职工作之前，都有较长时间的、从试探开始的学术交流、指导活动，一年往返两地也不少。这样做的名科学家或许并不少，王晓东就是另一例。

说到王晓东，他，鄙以为与饶、施两人心性颇有不同。我毫不怀疑他与饶、施一样爱国，他也有爱国言论。但他之所以不回国（至少是目前为止），说明无论饶毅所谓"归属感"还是施一公所谓"成就感"，都不敌他对生命科学的情感。凡是以科学研究至上的人，只要他头脑清醒且始终保持清醒，那么，在国外，尤其美国，专心研究的确是不二抉择，这也使得王晓东始终避开国内为他贴金的好事。有人把学者分为"为学术而学术者"与"为人生而学术者"，借用这一分类法，至少迄今为止，王晓东属前一类，饶、施属后一类。他们自然都相信科学无国界的理念，但后两位有更强的国的观念。

中科院的海归才子王鸿飞曾为饶毅归国写了一篇博文，说他又是一只扑火的飞蛾，并祝愿他的翅膀不被烧掉。等施一公也归国后，他也写博文，说得挺好：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人可以赌，如果乐观派赢了，即施一公成功了（我想读者明白这个"成功"），那么赌金就归这一派均分；如果悲观派赢了，即施一公没有成功，那么赌金应当全给施一公，作为一点安慰与补偿。王鸿飞相信，施一公失败了，绝对不是施一公的问题！

从近代到当代，中国学子，尤其是优异者，大都有一种极强的"留学生情结"，时髦点干脆叫"留学生文化"罢，这种心态，到庚款留学时代就非常普遍了。胡适在其留学日记里就写道，我们留学生是去采集"海外灵芝"的"篙师"。的确，在当时众多留学生心里，海外决不是归宿，就好似蜜蜂，那海外止是鲜花蜜源，采了蜜，总归是要回蜂巢的，否则，辛勤外出采蜜就失掉了意义。如今自费留学愈发普遍，这种"篙师"的使命感自然愈发淡薄了，或许有人就要说如今留学生太自私。但关于"自私"的是非，实在不宜即刻讨论，到此为止。我认为，留在海外的未必自私，慷慨回国的亦未必无私，至于"私"也未必丑恶。在海外的成了功，喜气也照样传回娘家，至于学术本身，如果不掺和其他东西的话，更是无国界的。

丘成桐曾说，全职回国的，要比兼职的、交流的远要可敬得多。而在王鸿飞看来，"可敬"之处正是聪明绝顶的飞蛾为什么还会扑火吧？

中国人绝不低能，但如果让一桩桩事实不断印证了"当今中国人呆在中国就会变成低能"的论调，那么不久，爱国就会趋近于自残或者自杀了，亦即王鸿飞所谓"烧掉翅膀"或"直接火葬"。我想凡有脑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一种困惑：一群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生活在壮阔秀美的神州大地上，在一个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体系里，几十年来，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历史反思"，大概就是要解答这个大问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最有效、最优化地解决这个大问题？

中国人到底会不会不承认自己的"勤劳智慧"？至上我听一个天津人说，天津人特点就是"好吃懒做，素质低下"。那中国人会不会不承认祖国河山"壮阔秀美"？至少我看到狠多极难逆转的环境恶化。至于体制的问题，虽然最为"敏感"，但似乎也因此而最没有疑惑，不满的人实在是遍及全国，甚至到了国际上。但有人说："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不无道理，我是赞成的。中国历来爱把官（或者今天的"官方"说法"公仆"）与民分为两种人，其实官都是从民中出来的，官场也止是一个特殊的"民场"（如当今大学的学生会，就被当作是很好的实习官场）。把现代中国的问题都推到"官"身上，也是很盲目的了。那么，就再把"民族劣根性"之说拿出来？关键是，有所谓"劣根性"的中国人到底占了几成？中国的问题，会不会止是"劣民"（包括"劣官"）的比重过高的问题？

要改变这个比重，这个万恶根本，靠什么呢？这样一来，自然就想到了教育——唉，中国的教育又是一团糟，可见中国的问题，会不会止是教育的问题？

我们无法选择学生，但是可以选择老师。王鸿飞说，如今全球6万海外的华人博士，九成都留在国外工作生活。如果其中大多数回国，那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学术生态和科研实力。而这种大好局面，却是国内大家"都绝不希望的事情"。王鸿飞说，因为"安定团结"的缘故。既然王先生不屑解释，我就来解释：饶毅说过："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同样一个学生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是学术自杀。"他还说："许多学校和老师不配带学生、耽误了学生的培养、没有使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我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都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一个这样人的回来，该下岗的或许还"我自岿然不动"，但如果几万个这样的人回来呢？继续王鸿飞的飞蛾说，一两只叫"飞蛾扑火"，是自残、自杀，但如果是几万只，那就是"群蛾灭火"，势在必得了（聪明的飞蛾甚至可以做到一只都不伤，只要把火死死围住，断绝氧气供应，火就灭了）！

那不是安定团结了吗？非也，那些"该下岗的"可不是吃素的！学术上不行，别的地方可行着呢！这就是王鸿飞先生所谓"安定团结"的问题了。

饶毅先生曰："现在的中国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时期，迄今的迹象来看，中国政府也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政府。"我想，那六万海外博士将来肯不肯当篙师，把海外灵芝带回来，就看这个"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政府"的了！

杨惠冬

20080613-22

（拍案而起，2008-07-14）

转自作曲家许如辉纪念网

   现代社会印刷技术发达，任何智力作品面世的第一天，就会留下准确的文字记录，这为创作权益保护提供了可靠的手段，任何纠纷案件只要查看它面世时的第一次记录，就能准确断案。然而身边却有这样一起作品名誉权案，原告提供了作品发布时“权威，公开”的第一记录，但审案“既偏离诉讼主题，又无视历史档案”，官司依被告的口证要求结案，历史真相被搅得面目全非。此案发生在被赞为“改革开放前沿，一切同国际接轨”的上海，真是不可思议。该起名誉权诉讼案就是(作曲家)许如辉家人状告中国上海唱片厂，扬子江音像公司和音乐制作人汝金山的侵权案。

   许如辉，又名水辉，中国现代歌曲创作先驱者之一，中国第一位被电影公司聘为专职电影作曲的音乐家。早年在上海研究国乐，抗战期间奔赴战时首都重庆，从事“音乐救国”，“音乐复兴民族”活动，主持创办了抗战难童国乐教养院。期间创作了歌剧《木兰从军》，话剧《棠棣之花》等鼓舞抗战士气的音乐，并受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所托，编写《国家典礼乐章》。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从事戏曲音乐创作，1952年被勤艺沪剧团聘为专职作曲，创作了《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两代人》、《家》、《白鹭》、《陈化成》等近50部大戏的音乐。1987年在上海逝世，2007年被上海市虹口区列为居住虹口的爱国文化名人。

   案起于2005年8月。许如辉家人购得由中唱上海公司出版发行的名为《沪剧名家名曲伴奏系列（3）》的录音带，使用了许如辉作曲的《妓女泪》、《为奴隶的母亲》、《龙凤花烛》、编剧并作曲的《白鹭》，但未署名“作曲许如辉”，却署名为 “配器指挥汝金山”。许如辉家人又购得另一套三辑光碟名为《沪剧杨飞飞流派演唱会》，11部许如辉作曲的作品全署名为“汝金山作曲”，于是许如辉夫人(加拿大)和她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子女作为原告方，把侵权的三方告到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并提交半个世纪前相关作品演出时写明“作曲水辉（许如辉）”的历史说明书、曲谱和报纸广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但被告方却坚持:“许如辉不是这些作品的作曲者”，“发行的名家名曲录音带都是杨飞飞的唱腔，是杨飞飞设计的”，并提出请沪剧界有影响的杨飞飞女士作证。这个要求使一起“作曲诉讼案”变成了”唱腔设计的诉讼案”，完全背离了本案侵犯著作权的主题，被告这一转移视线的要求却为审案法官采纳。

   杨飞飞，上海市勤艺沪剧团(创建于1949 年8 月)团长兼演员，在她任内，于1952年底聘许如辉（水辉）为专职作曲，并在许如辉作曲的《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两代人》、《家》、《白鹭》、《陈化成》等剧担任主唱，几十年中，两人配合默契。杨更视许如辉“亦师亦友”（见《电影百年——中国早期电影音乐作曲家许如辉诞辰95周年会刊》）。半个世纪来，杨飞飞在舞台上以演唱许如辉作曲的剧目出名，形成了所谓“杨派唱腔”，于2008年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沪剧领域)称号。

   案件庭审中，原告方提交了《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 《两代人》、《家》、《白鹭》等当年演出时，经杨飞飞本人以团长(即法人代表)身份批准在报纸上发布的演出广告，均指明:“水辉（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因此杨飞飞有义务说明历史事实，为已去世20年的老战友许如辉争回创作署名权。

   但不知杨飞飞出于何种利益考虑，在庭上出人意料，竟说:“杨派是自己唱出来的，绝不是作曲者作出来的”，“杨派唱腔是我在沪剧艺术实践中探索创作形成的，不是由许如辉作曲创作形成的”，“《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中的杨派唱腔是由杨飞飞等主要演员自行创作、乐师记谱，边唱边改，不断完善形成流派”。杨飞飞作证至此，五十年前由她亲手签署的“作曲:水辉（许如辉），演唱：杨飞飞”的历史事实，连影子也没有了，杨飞飞给许如辉发了十几年工资算是让他白享清福。

   杨飞飞所作的口证，被上海市中级法院采纳，一审判决：“对许如辉家人的起诉不予支持”。当年以“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公示的许如辉所有作品刹那间成了“唱腔设计：杨飞飞”。

   判决一出，音乐界、戏曲界一片哗然，他们成立了声援团支持原告。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馆还专门召开“尊重历史、尊重作曲家著作权益、暨许如辉戏曲音乐案”座谈会。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陈钢教授首先指出：“这起判决违反了‘不诉不理’的基本准则。本案告的是汝金山侵权，但法院避开了原来的主攻对象，通过汝金山推出的杨飞飞的无证的‘口头证词’，将目标转向许如辉，实际上是将许如辉变成被告了。杨飞飞并没有告许如辉！按照法律不诉不理，为什么要理她？” “(判决书)通篇都是用和汝金山有关系的人的‘口头证明’作为‘证言’，以图推翻几十年铁定的历史事实，抹杀戏曲前辈一生心血，太轻率、太残忍了吧！” 陈钢教授更指出如此判决后果的严重性：“历史上的广告、说明书，作曲署名一直是‘水辉’（许如辉）。这是个历史事实，假如把这个事实推翻了，那不得了，所有的演员都可以说都是他的唱腔，都是他作的曲”，“此事不是对许如辉一个人的否定，而是对整个戏曲界作曲的否定”。他愤慨地警告：“假如我们上海出现了最后高院也是这样判，那是上海的耻辱，也是上海司法的无知”。

   原上海沪剧院一级作曲，长宁沪剧团团长奚耿虎强烈不满：“许如辉署名被莫名其妙去掉，一点道理也没有。水辉先生人虽已不在，不能说话，但他的作品还在，事实还在! 奇怪的是，讲这些作品不是水辉这句话的恰恰就是当时的领导(杨飞飞)。当年有她领导的同意，才能在报纸广告上，演出说明书上，署名“水辉(许如辉)作曲”，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法人行为，现在她这样说要负法律责任的。要是我这样做，利用沪剧团团长职权剽窃别人的东西，这是很严重，很可笑的事情”！

   原告方坚决反对违反“不诉不判”的司法原则，把“创作名誉权”之争引向“唱腔名誉权”之争，把保护“许如辉的创作名誉权”演变为“保护杨飞飞唱腔名誉权”的判决。更对所谓“杨派唱腔”同作曲的关系进行剖析：“唱腔只是演员唱功的表现；唱腔离不开作曲家创作的主旋律；唱腔在任何音乐作品中不占有独立地位；没有作曲家许如辉写出主旋律，何来杨飞飞的唱腔”? 他们写了长达40页（两案）不服判决的“上诉书”，又一次横渡重洋飞来上海，上诉至上海高院，要求复审重判。

   12个月过后，终审判决出来：“维持原判”，且比一审判决更彻底的否定当年由杨飞飞签署的“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的书证，判决结论中写道：“许如辉虽然在《为奴隶的母亲》等10部沪剧剧目的演出资料上署名‘作曲’，但这一署名方式并不代表对整个剧目中所有沪剧音乐元素的创作”。完全剥夺了许如辉的署名权。

   沪剧界老前辈周良材先生听到消息，气愤之极，向许如辉后人表示：“无啥可吃惊的，因为这个社会有一批人已经疯掉了! 跟他们一遍一遍解释，什么是戏曲作曲，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著作权法》，有什么用？与一批整天胡说八道、毫无正义感可言的人在辩论，是白费精力，是抬举了他们！”

   该判决已执行，但按民法规定，原告方还有向法院质疑的机会，他们表示“决不放过机会”。许如辉的妻子(加拿大)已届九十，终年卧病，官司一直靠她的女儿(加拿大)许文霞横跨太平洋万里来回，不停奔走。面对以逸代劳的法官和被告方，口焦舌干，艰苦可想而知。整个诉讼真像一百年前让浙江省余杭县出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 (一起也是因证人--“小白菜”在庭上胡说一通的口证搞成的冤案)，可称它为《杨乃武与小白菜》21世纪国际版，因那起奇案中余杭—杭州--北京，千里来回呼号的也是位女性(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

   案件远未结束，环绕着《为奴隶的母亲》等名剧到底是历史资料所写的那样：“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还是杨飞飞口头说的“全是我杨飞飞唱腔唱出来的”这个根本分歧，一场维护历史真相的对决正在展开。杨飞飞已不惜用第二生命“诚信”作抵押，否认她五十年前以法人身份向社会公示的“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的历史结论，犹如泼出的水，已无收回可能；而拥有许如辉作品署名权历史铁证的许如辉家人也毫不示弱，在网上不断公布杨飞飞亲笔签署的“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的原始铁证，不断收紧包围圈，步步紧逼。但杨飞飞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头衔，空前风光，更有审案法官为她的口证撑腰，占尽上风。而原告许如辉家人头上无光环，手中无权势，只有一叠证明“许如辉作曲”历史铁证，形势险恶。

   “一朝输赢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赞颂两千年前刘邦一败再败后，终于在垓下一战干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的千古名句，该不该在这场对垒中再次应验?  

                 新语丝（XYS20080714)

                  原贴：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xuruhui.txt  

相关参考:许如辉与《上海王》/ 许文霞(2008-05-21)

答 黄 公 演

郭立田

收到陈独秀与中国革命网站关于独秀园的一组图片与黄公演专门指控我的文章。黄老在文章中讲什么跟我是“冤家路狭”，“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怎么敢跟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托派做冤家对头呢？我是个凡人，既没有幸加入中共，更没有幸成为托派。黄公演是位高举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旗帜但不幸却曾经尝过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滋味的托派人物，也是个现在定要把陈独秀拉回到托派阵营甚至拉回到中共党内的人物。陈独秀如在天有灵，现在是否愿意再回托派和中共，我不得而知。但晚年的陈独秀已在1937年公开声明，自己“已不属任何党派”，难道还单单属于你们托派吗？。陈独秀是属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请你们不要再以小派别之私，打陈独秀的主意了吧！你们死了那条心吧！你们已经没有资格颂扬陈独秀了。恕我无知，我不知道黄公演当初是否中共党员，现在是否已恢复中共党籍，也不知道他们的第四国际现在壮大到何种程度了，更不知道他们领导的世界革命何时才能成功。但直觉告诉我，现在的托派与第四国际正象黄公演在批驳我的文章中，称呼伯恩斯坦与普列汉诺夫那样，是“已经深埋在历史垃圾堆里的货色”，黄公演为托洛茨基招魂遥拜恐怕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吧！老先生的托派情结我能理解，但我决不能苟同，更不想附和。

黄老先生，我现在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与你争论，好象也不值得。你在国内出版的陈独秀研究的刊物上对我进行公开指责已不止一次了，我的态度本来是不与理会的。可你非要纠缠我，八十多岁的人还要偷偷摸摸在不知名的网站发文，搞突然袭击，贬损别人，诬控别人，你觉得光彩吗？我与之争论的对象决不是你的那些老掉牙的古董，而是当今的主流派意识形态。马列的书我读得多了，用不着你搬弄来教训我。我主要是研究哲学的。例如，你们的偶像列宁的《哲学笔记》我熟读不止几十遍，你未必做得到吧！列宁在那本笔记中说：“不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懂得马克思的。”（大意，具体页码你去找吧）大概你是少数几个懂得马列的人了。你到处引经据典，而且还都是些尽人皆知的东西，千万别闹出笑话来啊！我的意见是，请别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了吧！

不过既然你又对我发起了攻击，那我就“来而不往非礼也”了！但我又不想成篇大论，因为我不想与已经死亡了的学说的捍卫者争论。倒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第一，对斯大林。你不是说我很少提到斯大林吗？我告诉你，我认为斯大林是个杀人恶魔，他已经臭得不能再臭，我懒得提他。只是我认为，他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彻底消灭了托派，如果托派当政，那他们会杀害更多的无辜。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宁要斯大林，不要托洛茨基。因为枉杀两千万，总比枉杀四千万好些，毛泽东总比波尔布特好些。况且，提到斯大林，就不能不提到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导师。（请看《斯大林秘闻》169页。）

第二，对中国托派。当初毛泽东把中国的托派一网打尽也许并非坏事，因为如托派在中国当政，中国的文革恐怕要早开始十几年，也许至今还没有结束，那么受迫害的人就恐怕不止一个亿，而是几个亿了。想一想“四人帮”泡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是典型的托派理论，恐怕也是你老十分欣赏的理论吧！

第三，对你本人。你受过苦，知道被专政的厉害。如果你当权，我肯定要成为专政对象的。可你却向我保证说：“我可以告诉郭教授，只要郭教授不在行动上（加重号是你加的）推翻工人政权，我想列宁这话对你毫无关系，动不了半根毫毛。”你的这句话让我愤怒！你以什么资格向我这么说话？听这话的口气，你就是“工人政权”的安全局长了。可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人政权”在哪里。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吧？因为你被中国大陆的“工人政权”专过政，它决不会请你当代言人。好象也不能在香港，因为香港的政权是富豪们的政权呀！那么在美国、在英国？据说英国有几个托派，可他们分明没有建立起“工人政权”啊。所以你老先生大概是在做梦吧！精神病中有一种叫“幻想狂”的，你老千万别患上这种病，精神病！再说，托派说话可信吗？托洛茨基就是个出尔反尔的典型。读了《先知三部曲》，给我的印象是，托洛茨基确实是萨尔多所说的“无情的专政者”（见第一卷381页）。我给他列了一个公式托洛茨基=天才+投机者+领袖狂+唯意志论者+暴力狂+镇压狂+独裁者+出尔反尔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所以你们托派的话是不可信的。托派自称为列宁主义者，可你们的列宁是怎样对待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多亏现在是胡锦涛当政，我这个教授还能当？如果你们当政，我就只能进劳改队了。

第四，我想向你请教：按照你们托派的想法，在中国应怎样实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主体是谁？——国企工人？下岗工人？农民工？童工？还有，专政的对象是谁？——外资企业老板？私营企业老板？自由派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托派？还有，阶级斗争还要不要搞？谁跟谁斗？你能说得清楚，我就拜你为师了。算了吧，我正忙着写我的书稿，拜拜！你如果非要同我辩论，那么你就必须首先为你对我说的那句话，向我道歉。 郭立田（2008年6月12日)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27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下午的小组讨论。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陈研学者中也有抬头。以往的历届陈研会中，学者文章、发言中，我没有听到或看到说陈独秀前期或晚年有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所谓陈独秀也是“两头真”人物。这种说法，我的确是第一次听到、看到。也许是受这两年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影响。

 　　关于所谓“两头真”问题，我早想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个说法也许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往往有过“光荣”的过去，现在就是离休了，还是受人尊敬。

 　　我想说的，他们不能被定性为“两头真”，应该实事求是地称为“两头空”。

 　　这些人年青时有热情，有朝气，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投身火热的斗争，愿意抛头胪洒热血，为了个人的“理想”、“信念”，能往往直前，不怕艰难困苦。过去不是有这样的歌词么？“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也许就是这个经历，他们首先获得了“真”的称呼！也是第一个“真”。可是遗憾的是，他们争得的现实，不合乎他们当初的“理念”、“理想”。其实，他们当年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已经被斯大林主义污损了的假的“共产主义”，并非马列原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理想落空了！所以我说：“落空”了！这不能称之为“真”，只能实事求是地称之为“空”。

 　　近几年他们来个转变，180度的转变：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整天架给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招魂。将这些已经深埋在历史垃圾堆里的货色，贴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倒处贩卖，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将伟大的十月革命贬低为“政变”、流氓无产阶级骚乱。

 　　当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人们要求“人权”、“民主”、“自由”，我也举双手赞成。中国真的有一天能实现这些，在历史的里程碑上，应记上他们的名字，但民主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死胡同。德国在希特勒的淫威下，社会民主党不战自垮。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吗？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是部耻辱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主张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战争，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让国际无产阶级兄弟互相撕杀。

北欧福利国家的真相

　　现在人们整天标榜北欧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让我们看看法新社最近的电讯：“北欧向右特，改革福利国家制度。”

　　电讯说：“北欧历来是社会民主党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堡垒，然而市场自由化浪潮正在席卷该地区。在该地区，现有4个国家是保守派执政。”瑞典首相是保守派赖因费尔特，赖因费尔特组建的中右联盟去年10月上台执政。“瑞典北欧斯安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对本社记者说，北欧国家正在变得不那么独特，因为它们变得‘更像是欧洲主流国家’。”“瑞典已对本国实行的失业保险计划进行了改革，增加保险费，减少福利，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瑞典已经宣布了有关取消财主税和财产税。此前，前社民党政府决定取消遗产税。……北欧国家向右转是要使福利模式现代化，……从一定程度上说，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早就开始了这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社民党大幅削减公共部门。”

　　这些所谓“福利型”国家纷纷要向右转，最根本的原因是统治阶级在晚期资本主义下面，不惜实施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取消以往福利国家时代的种种改良措施，以维持财团的利润。

 　　看来他们的愿望、理想又要落空。这是他们晚年的“空”，因此它又不能称为“真”。所以，我也替他们感到遗憾，他们最后成了“两头空”人物。不过他们不需要我们担心，他们不少都是些离休人物，有吃、有用、有地位，总之，享受是中高级的，工农群众不能与他们相比，还要受到社会的尊敬，再加上他们的耄耋之年，肯定能平平安安，愉愉快快度过晚年。

陈独秀也成了“两头真”人物？

 　　话说回来，陈独秀怎么也成了“两头真”即“两头空”人物了？！

 　　我再次阅读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我发现陈独秀也注意到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我的根本意见》中的第14条中陈独秀说：“……十九世纪武器新战术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第15条，“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我们用不着分析就可以理解陈独秀晚年思想，1、陈独秀不是主张要取消暴力革命而走议会道路，他说的是减少不是完全放弃“巷战”，即完全放弃“暴力”；2、陈独秀在第15条中明确表示：只有资本统治崩溃，才能取消私有财产。因此走和平的议会道路只是幻想。所以仅仅这两条，就可以肯定，在晚年陈独秀身上，找不到半点、或一丝一毫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子。

 　　最有说服力的，是1942年5月27日离陈独秀逝世只有14天写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在该文中，陈独秀歌颂了“十月革命”，歌颂了俄罗斯的革命群众，歌颂了布尔什维克党，歌颂了革命领导人，他说莫斯科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灯塔！由此可见，谁要说陈独秀晚年信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是侮辱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