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八十多年堅持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路線是一切錯誤的總根源。

　　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建黨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思想、政治、理論戰線上從來沒有停止過一場重要的爭論：中國究竟應當姓社還是姓資？鄧小平在政治上堅持極左的社會主義，經濟上堅持壞的資本主義，同時以「不爭論」的封口令，禁止來自左右兩邊的批評，堅持「跛腳改革」。經過幾十年的反覆思考，胡績偉認為，確確實實有必要問清楚：中國究竟應當走什麼道路？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最重要的成功經驗和最慘重的失敗教訓究竟是什麼？在根本理論問題上錯誤的根源是什麼？中國究竟應當姓社還是姓資？中國和世界在二十、二十一世紀是應當和可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嗎？還是應當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或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進行資本主義現代化建設？ 

　　作為一九三七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九十二歲（一九一六年出生）的世紀老人，胡績偉回首往事時，不斷地剖析與深刻地反思七十多年來對新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認識，回顧自己的心路歷程，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共產黨錯誤地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關於「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了」，「歷史已經進入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錯誤結論。毛澤東又錯誤地認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上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跳過資本主義階段、中國的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直接向社會主義、甚至向共產主義過渡。這是中共建黨八十七年來一切錯誤、失敗的根本原因和理論根源。 

　　中國所處的時代，絕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應當進行的革命和建設，絕不是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也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應當是建設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式資本主義建設，即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錯誤的路線是在晚年毛澤東在中國實踐的、波爾布特學習中國榜樣在柬埔寨再次實踐的錯誤理論指導下，企圖跳過資本主義，由半殖民地的專制國家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左傾烏托邦路線。正確的路線應當是中共「七大」正式通過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即進行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建設新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符合客觀歷史規律的路線。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程，凡是符合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建設路線的時期和地區都得到了勝利。例如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在建國以後的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和文革以後的胡趙十年新政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期間，中國大地欣欣向榮，穩步發展。在「八九風波」以後，只要繼續執行沒有胡趙的胡趙路線，沿著胡耀邦──趙紫陽的道路前進，就能克服困難，在各方面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反之，離開了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的正確路線和胡趙道路，中國就遭到了各種人禍帶來的災難，甚至可能再次遭遇文革式浩劫。 

　　二、只有堅持馬恩修正了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學習胡趙繼承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才有出路。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堅持社會主義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他認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因此，共產黨不斷地發動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文革後的反對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新自由主義等等名目不斷創新的「興無滅資」的鬥爭，這種政治鬥爭，背離了社會發展規律，脫離了國情民意，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因此，只能帶來災難和損失。 

　　胡績偉認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中國共產黨必須擺脫毛澤東思想陰影的控制，真正解放思想，重新認識中國的國情與所處的歷史階段，面臨的形勢與任務。如果不能接受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就應當接受社會主義民主，更應當學習胡趙繼承和發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從理論上看，有以下幾點看法，提供研究討論。 

　　（一）既然有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那麼，不斷地發動你死我活的興無滅資的政治運動就是錯誤的。 

　　馬克思一八七二年說過：「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瞭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 

　　既然馬克思認為，美、英、荷都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工人自己的目的。那麼，掌握政權的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為什麼不能採用和平手段，爭取在幾十代以後實現社會主義理想，達到自己目的呢？為什麼剛剛奪取了政權就非要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呢？難道十億人真的不鬥不行嗎？非要不停地「滅資」，發動各種鬥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非要改造、消滅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更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嗎？ 

　　（二）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鄧小平、胡錦濤、溫家寶都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李伯克內西認為：「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臆想的社會主義，正如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一樣。民主的國家，是按社會主義原則組成社會的唯一可能形式。正因為我們弄清了社會主義同民主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我們才稱自己為社會民主黨人。這個稱呼，包含著我們的綱領。」（《不要任何妥協》，三聯書店，一九六四年版，第七──八頁）因此，歐洲等國工人政黨一般稱為社會民主黨（工黨），而不叫共產黨。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恩格斯曾將《共產黨宣言》中「共產黨人始終代表著整個運動的利益」的「共產黨人」改為「社會主義者」。一八六四年以後，馬克思起草的文件中，「共產主義」被「社會主義」一詞所取代。 

　　那麼，在生產力比歐美落後上百年的中國，就更沒有理由堅持烏托邦彼岸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概念。值得認真考慮的是：採用更符合國情實際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黨名也可改為社會民主黨。最重要的是，沒有民主，寧可不要社會主義，這是歐洲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信念。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非要把民主、自由說成是資本主義獨有的財富，而自己只能搞「專政」、「獨裁」、「輿論一致、」「高唱主旋律」，進行書報檢查、秘密審讀，組織龐大的網絡警察部隊呢？為什麼非要把有一點點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或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作為敵我矛盾處理呢？社會主義理應比資本主義有更高度的民主、自由，為什麼還實行專制制度的黨禁、報禁呢？連毛澤東六十年前向全國老百姓承諾，新民主主義社會將實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為什麼至今都沒有兌現呢？中國共產黨當年批評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獨裁專制政體，為什麼一九五三年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中國共產黨也步國民黨後塵，建立了清一色的黨天下？ 

　　（三）必須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恩格斯於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情況，對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提出的理論進行了極為重要的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指《共產黨宣言》中提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在一八六八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襲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頁） 

　　恩格斯還認為「由於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現專政是必然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專政。」（《馬恩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五八一頁） 

　　恩格斯逝世前的這些重要觀點，修正了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的過時的、錯誤的觀點，認為是幻想、迷誤。但是。沉醉在極左思想的迷誤和幻想中的中國共產黨，卻長期堅持恩格斯揚棄的錯誤理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又變成了黨的專政、領袖專政，最後成了毛澤東或鄧小平的個人專斷、獨裁，並且不斷地批判、消滅在全世界保持著旺盛生命力的資本主義，批判、鬥爭資產階級在社會中和在黨內的代理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還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這樣，在恩格斯斷定「陳舊了」的階級鬥爭方法，在中國又同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相結合，出現了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為口號的外衣，大搞宗教迷信式的個人崇拜的畸形組合的文革浩劫。一九八五年萬里同志曾經指出：封建殘餘和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相結合，可是個大禍害。無論是中國還是蘇聯、朝鮮還是羅馬尼亞，誰這麼幹，誰就要垮台。中國幾十年痛苦的失敗的實踐，證明堅持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是錯誤的，而堅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路線，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路線是正確的。 

　　 （四）重新認識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正確性和重要性。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近年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集》重新公佈了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重要論述： 

　　「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三卷）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二十七頁） 

　　這是毛澤東關於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所作的權威的正確的解釋，也是向全國、全世界作出的公開承諾。「十七大」選出的新領導人既然公開闡明和保證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也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項關鍵性原則，那麼就應堅決貫徹、落實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思想，和兌現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特別是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樣才能體現「社會和諧」、「科學發展」。就應盡快為「六四」冤案平反，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否則心頭壓著這樣大的石頭，人還沒解放，思想又如何解放？一九八九年要求自由、民主，反對腐敗的青年學生犧牲在天安門廣場，尚未平反。「自由民主的中國」喊了六十年，「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不仍然只是空頭口號嗎？ 

　　因此，到了二○○八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堅持恩格斯晚年反思、修正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認識與肯定新民主主義，特別是學習胡耀邦、趙紫陽十年新政，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驗，走胡趙的道路。 

　　 三、對中共進行長達七八年「姓社姓資」爭論的幾點結論性看法。 

　　時代：當前的時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絕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 

　　社會：中國在十幾代、幾十代中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 

　　錯誤根源：中國共產黨八十七年一切錯誤的理論根源是，停止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斷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急於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 

　　主要矛盾：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被中共誤判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主要危險誤定為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錯誤地指向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與載體； 

　　路線：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是根本錯誤的。在中國要堅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統治方式：中共錯誤地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採取群眾運動的運動群眾方式，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壟斷資源、權力、思想，實行黨的國家、黨的政府、黨的軍隊、黨的文化、黨的思想的極端專制、獨裁、壟斷、統一、集中的極權統治，使無產階級專政法西斯化。而實際上，中國是需要採取民主主義的羅斯福「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 

　　指導思想：中共錯誤地以毛澤東的「六項標準」、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和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代替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正確思想，以領袖個人的言論作為判斷是非、敵我的最高標準，如鄧小平對「反右派鬥爭」、「六四」的定性；將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三權分立等普世價值，人道、人性、人民性等美好理想，均定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性質，加以批判、鬥爭，甚至懲處、鎮壓。錯誤地堅持「專政即獨裁」、「輿論一律」、「馬克思加秦始皇」等法西斯思想。造成三千八百萬人非正常死亡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歷史錯誤，從不認罪道歉，無法無天； 

　　皇權專制手段：中共繼承了中國幾千年專制皇權社會的宮廷鬥爭、權謀手段，在黨內進行以路線鬥爭為外衣偽裝的權力鬥爭，劣勝優汰。以「左是方法，右是立場問題」，進行激烈的內部幫派鬥爭，製造大量冤假錯案。共產黨殺害的自己人，超過被國民黨屠殺之總數。各級黨組織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皇帝，反對支部書記就是反黨，使黨組織、政府逐步黑社會化。自封萬歲，「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幻想自己是秦萬世，永遠執政，不敢進行憲政民主。以黨治代法治，又以人治代法治，為民作主，不是人民當家作主，培養奴於心者的黨員、人民為維護皇權的馴服工具； 

　　控制思想自由：中共當權六十年中，壟斷思想以專制手段控制文化、藝術、科技、學術理論研究，壓制思想、真理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者，偌大的中國在長長的六十年間，沒有出現國際共認的偉大的思想家、作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可以傳世的名作，主要是沒有思想自由。一切以政治標準衡量，否定、輕視藝術標準，以黨性壓人民性。即使胡耀邦為右派分子平反，鄧小平仍拒絕為反右派運動性質平反。 

　　總之，從一百年前的滿清專制王朝覆滅，標誌著中國革命進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毛澤東在六十年前，也肯定中國未來的社會，將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是一個幾十年、上百年的獨立的社會形態和歷史發展階段。而在建國只有三年，毛澤東和中共便背棄了諾言，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錯誤地堅持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路線，還發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革，造成了浩劫，遭到慘重的失敗。儘管有不少人，甚至領導人，不敢於公開承認中共的這種根本性的路線錯誤，但也不得不承認失誤的事實，悄悄地宣傳改革的勝利。改革就是改錯，沒有錯誤，還改什麼、革什麼？聯繫整個共運失敗、社會主義陣營瓦解，更應該認清中共路線失誤的必然性。結論只能是：走胡耀邦、趙紫陽的道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 

（二○○八年三月十六日）

载争鸣2008第八期

总第370期，2008年8月1日出版

文/本刊(《中学生》)编辑部

作文是中高考的重头戏，从分值看早已是语文的“半壁江山”，从后果看“得作文者得天下”。可作文并不仅仅是个“得分工具”。

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告诉我们，作文的本质是“交流和表达”。因为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表达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人人需要表达和倾听，事事需要合作和沟通。离开了互相了解和信任，一切合作都谈不上，简单的事情也做不成。可以说，“茶壶下饺子”的人太多的时代，痛苦的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整个社会。

不仅如此，作文在训练人的思维品质、塑造人的性格，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方面，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说话、写话，其实都是在训练我们的思维，在积累我们的人文知识，在一点一点提高我们的文化层次。我们是在按照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说话，我们是在按照绝大多数人共享的文体规则写文章。不是这样，我们的话就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文章可能就是一堆词藻或者句子。正如一个脏话连篇、嬉皮笑脸的孩子不可能知书识礼、通情达理、受人尊重一样，一个写文章逻辑混乱、语无伦次、观点怪异的成年人也很难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普遍认可。

我们提出“关心作文，呵护成长”的口号，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在学习写作的同时得到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把作文训练和人的养成教育结合在一起。这不是我们的硬性规定，而是面对现实、敢于为读者负责的必然选择。《中学生》杂志的创始人叶圣陶先生为自己的儿女取名为“至诚”、“至善”、“至美”，这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做人办刊的主要追求。对于目前作文界的乱相，我们觉得提倡返朴归真，把附着在作文身上的功利灰尘洗净，很有必要。从诚、善、美开始认识和学习作文，从小学会诚善美的作文，不仅中高考时高分，更让你一辈子受用不尽。

诚，指的是作文态度。写作文是为了真诚表达、善意沟通，是为了以心换心，实现相互的了解和沟通，不是为了算计阅卷老师，也不是为了投机取巧。善，就是要重视作文内容的教育性，引导性。如果作文不能提升人的品位，鼓吹公平和正义，引领读者追求人类共通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那跟诲淫诲盗无耻之尤的文字垃圾有什么区别呢？美，就是要符合普遍的审美标准，要主流、健康、和谐，为大多数人喜闻乐见，内容和形式都要如此。
（本文作者为刘加民，发表于《中学生》高中作文版2008年暑期合刊）

  今天，没有人提出"假如仲甫先生仍然活着"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有趣的，是因为没有提这个问题的背景。假如他活着，他会怎么样？他会说什么？是很清楚地摆在那儿。他的坦城、爽朗、深刻、直白，超过一般人。
    
    所以，我们只说，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他又向我们走来，只说他仍然活着，像诗人臧克家说的"有的人死了，他仍然活着！"
    
    就在这2008年的5月----
    
    在上海做外贸工作的女儿，转来邵建先生（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的文章《五四新文化其实是反民主的行为》。她觉得我应该听一听不同的声音，果然这是大有启发的。
    
    邵建先生说：仲甫先生"求仁不得仁，却走向仁的反面了"。"新文化运动，惯被称为启蒙运动。自己没搞清什么是民主，却要启蒙，岂非以蒙启蒙？"他说："《新青年》引进的披着新文化外衣的集权文化。何况，当时的制度，已是议会框架。距离民主虽有不短的距离，但方向路子没有错。错的是新文化把传统文化当成了假想敌，一味求新，识别不了正在逼近和到来的危险，甚至以拥抱的态势一头扎了进去。结果，议会框架不是被传统文化，而是被枪杆子所摧毁，历史以民主的名义走向了训政和专政。"
    
    但是，邵建先生还是承认："到1940年的人生晚年，陈独秀对民主有所觉悟，纠正了自己早年的阶级性民主！"邵建先生的话，虽是有根据，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不可否定。邵先生举例说，仲甫先生自己也不民主，谈到用"白话文"，不叫别人讨论了，岂不是武断！这个例子结论是相反的。现在我们不都是用白话文吗？还有，文章开始加标点了，可以写白话的新诗了等，都是新文化的创举。
    
    如同小平把人民公社一风吹，还说："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他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不可以以此为据说他不民主一样，相反，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
    
    其实针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千年阴霾，仲甫先生吹响了"民主科学"的号角，是了不起的、划时代的贡献。针对第三国际的误导，率先觉悟、摆脱桎梏的也是仲甫先生呀！当年，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倾向了社会主义是必然的。所以上了第三国际的船。在实践中他格格不入、苦头吃足，最后成为"替罪羊"。他和李大钊一样，思想本是认可民主社会主义的，但都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就是中山先生不是一度也说"以俄为师"嘛。
    
    也是在这个5月，南京大学奚金芳教授，相约去安庆开会，我说刚刚去过那儿，就不去了。她送来一篇文章，题目是《浅谈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此文不"浅"。而是很深。客观上回应了邵建先生的文章。
    
    她说："在我国应当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20世纪早期），却以《共产党宣言》为圣经，以'共产党'为名建党，进行共产革命，以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为纲领。这是一种错位。""我们以俄国革命为样板，并受其主宰，这是长期干扰我国民主革命的'左'的国际根源，我党至今深受其害而未能认识。"
    
    她深刻地揭示："十月革命的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政权，那么无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的执行人。"
    
    她说："历史的复杂性告诉我们两个真理：一、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列宁所说的政权问题；二、靠武力夺取的政权，由于其是变形的新帝制，权力异化是必然的，绝非只标以'人民共和国'或什么'社会主义'可以完事的。"
    
    她指出："陈独秀称莫斯科、柏林、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中世纪。"这中间包含了他和同代革命者的血和泪。
    
    也是在这几天，《南方周末》有李阳先生的文章《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这是一份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陈的最后见解，早在史书上看到。问题在今天忽然又提出这一点，肯定是有现实的意义吧。
    
    文中有陈独秀的大声疾呼：
    
    "大家醒醒吧！"
    
    为了让大家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的真正价值，他列了一张表，比较了英、美、法和俄、德、意政治制度的区别：
    
    
    （甲）：英、美、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的选举由各党参与，政党的（执政党的）反对党在内。各党须发表竞选的纲领和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为选民有最后的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
    
    二、没有法院的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不是犯法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制度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以分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的选举均由政府党（执政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论。
    
    二、秘密警察可以随便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允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就是犯罪。
    
    陈独秀说："每一个康米尼斯特（共产党员）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应早一点过去了。"
    
    目前中国舆论界正在热烈讨论民主建设的问题。仲甫先生是站出来，在参与讨论。他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把一些问题讲得这样透彻、明了。例如，言论自由，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观点，仲甫先生讲：
    
    "法律是为了保护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了创造将来的文明。"
    
    "言论思想自由，是文化进步的第一重要条件。"
    
    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论，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观念总是搞不清。什么"封建社会"，秦以后，废封建，置郡都，是不是还是封建社会呢？建国后搞社会主义甚至创共产主义，原来讲的所谓其本质属性都变了，还叫"社会主义"吗？仲甫先生是理直气壮。他讲："喜欢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在科学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是功是罪，它毕竟是人类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生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度可能。"
    
    最重要，今天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仲甫先生讲得最彻底，最完整，最有哲理性。他说："人类社会进化无穷期，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动万世皆准的制度，或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总之，他说发展是没有止境的，解放思想是长期的任务。
    
    伟哉，仲甫先生！
    
    （2008-05-19）

网上查得,原始出处及作者不详.---五柳村编者,2008/07/26

谭天荣

青岛大学 物理系 青岛 266071

ttr359@126.com

一

   偶然在丁弘编的《交流文稿》2008年第五期上的《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看到我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表述的如下命题：

A.十月革命的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这一命题我原来写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的摘要上，但在《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它的创始者却成了南京大学某一教授。不管怎么说，这一事实说明这位教授接受了命题A，我为此感到很高兴。诚然，这位教授接受的方式似乎有太浓的“中国特色”，但相对于这一命题的首创权的荣誉的归属问题，我更关心的是我辛勤劳动的成果有没有知音。如果我的物理学理论也能通过这种具有十足的 “中国特色”方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即使在人们眼中我自己因此而成为剽窃者，我也心甘情愿。这样的结果对我个人来说虽然可悲，但眼睁睁地看到人类在物理学领域处于永恒的黑暗中则更为可悲。

   然而，我仍然为命题A今后的命运担忧，原因如下：

   为得出命题A，我经过了一个推理过程。

   首先，命题A的原始前提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按照恩格斯的表述，这一基本思想是：

B.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对命题B作了更详尽的表述：

C.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当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归根结底，命题A乃是从命题B或命题C得出的结论。

   其次，命题A还受到马克思的另一命题的启发。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接着又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按照这种描述，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总是与她的经济地位同步提高的。从大尺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从较小的历史尺度来看，情况却复杂的多。实际上，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发展到某一新阶段时，其政治地位并不是立刻自动地调整到相应的阶段。相反，这种调整往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对命题C作了如下补充：“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那么，“社会革命”是否总能成功，从而总能使得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桎梏重新成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呢？未必！除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外，“社会革命”能否成功，还决定于各种其他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还不具备，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有时，革命的失败会使得生产关系过分长期地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种情况甚至对于镇压了革命的统治阶级也是不利的。这时就会出现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统治阶级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变革，以消除那些甚至危害她自身利益的矛盾。马克思把这种历史现象表述为：

D.那些镇压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命题A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命题的一个推论。

   最后，命题A乃是对一个历史问题的回答。

   到了二十世纪，出现了新的历史情况：现存的生产关系关系尚未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从而代表新的生产关系革命阶级尚未获得进行“社会革命”的经济地位，但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却已经有力量“夺取政权”。如果这时她果真夺取了政权，结果会怎么样呢？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我称这一问题为“列宁问题”。

   马克思没有遇到过这一问题，但他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却似乎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对命题C提出了另一补充：“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正是沿着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对比马克思的命题D，我得出了命题A。在我看来，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进程已经证实了这一命题，从而这一命题乃是“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

   综上所述，除历史事实以外，命题A还有两个理论上的前提：大前提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用现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前提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非总是同步发展的。”在某些情形下，作为上层建筑的革命力量过分地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程度，这时往往出现马克思的命题D所表述的历史现象。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革命力量也可能超前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程度。如果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缺乏理论素养，贸然夺取政权，就会导致命题A所表述的那种历史现象。

   我之所以为命题A今后的命运担忧，是因为当南京大学的那位教授提到命题A时，既离开了它的大前提也离开了它的小前提，这一命题因此而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成了一个神秘的教条，这种教条对于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二

   在同一期《交流文稿》中，有一篇题为《重读〈共产党宣言〉》的文章，其中说：“近百年间，苏联走过从高举列宁旗帜，认真贯彻《共产党宣言》，到否定《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的曲折道路。”这一句话包含了如下观点：

   第一，列宁坚持《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十月革命则是贯彻《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的历史实践；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就得否定《共产党宣言》的原则。

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不是恩格斯表述的命题B，也不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表述的命题C，而是“暴力革命”。于是上面的命题就变成：

   第一，列宁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十月革命则是贯彻暴力革命的原则的历史实践；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就得否定暴力革命的原则。

难道我们从《共产党宣言》、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从俄国与中国几十年的苦难历史就学到了这点东西吗？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的命题D，又怎么理解命题A呢？

   看来，《重读〈共产党宣言〉》一文的作者并没有静下心来从头至尾仔细读一遍《共产党宣言》，以致忽视了其中关键的一段话：“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如果作者认真阅读过这段话，就不难看到：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指导思想“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果作者看到这一点，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命题：

   第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了“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的指导思想；而列宁篡改了这一思想，并且用“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错误思想取而代之；十月革命则是实践列宁的这一错误思想而制造的历史悲剧。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共产党宣言》的“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来。

   如果从这两个命题出发，就难免要把《重读〈共产党宣言〉》一文从头改写。

五柳村2008年7月24日收到。

  最近有两个事，让我感慨思考。

  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部纪实作品，记录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曾多次再版，很有影响。但现在却很难看到了。于是，一个出版社想再版，这是正常的事。然而这个出版社新换了领导，听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书，便面有惧色，向此书的责任编辑提出，这部书是不是要送上边审查呢？责编说，这是早出版过的书呀，还有必要送审吗？新负责人说，现在不同于当年，要求更严格了，当年可以通过的书，现在就不一定合适出版，还是要送上边审吧。因为写文革的书是规定送审的，一般地说，这是个中国出版的禁区。我本人有一部早就出版过的长篇小说《魂怨》，是一部民间传奇，是关于当年刘少奇在开封遇害而死的传说，我在刘少奇遇害的同时，正在长影被打成“为刘少奇翻案、为右派翻案的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小头头，因此在刘少奇平反时，在人民日报上写出一首诗：《唤一声少奇同志》，也在此时，把这部流传于开封民间的传奇写了出来，并附上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这部书由华龄出版社出版。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想起这段经历，想重新整理这部书，便根据我在那场浩劫中写出的六十万字的交代中缩写成《我的灵魂交代》一书，想以此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朋友们说，这是部有意义的书，然而在今天却难找到可以出版这部书的地方。因为听说，写这年月的书不好出了，我也便想等到可以出版的时候再拿出来吧。

  一次偶然的机会，2008年6月25日，我去参加北京夕阳美健康活动。这是组织老年人参加的，有二百多人，先去大兴采摘西瓜，中午要聚餐，公司要找一个新鲜去处，便带我们到了大兴的西红门，这里有一个红旗飘飘大饭堂。

  这是个什么样的去处？先听介绍说：到这里，你就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你见到的服务员，全是红卫兵，一律身着绿军装。。。。

  还是看他们自己的介绍吧。一进门大红标牌上写着长长的前言，奇文共欣赏，我把它抄录如下：

  革命的同志们！当你来到“红旗飘飘”激情年代劳经典演艺大饭堂门前，展现在面前的是由雕塑着中国最大的三面舞动着激情年代烙印的巨大红旗构成了主墙壁，旗帜上“红旗飘飘”四个大字奏响了红色历史的主旋律。走入镶嵌在红旗中央，立体雕刻的毛泽东选集开成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表达了这里的服务宗旨。步入大厅，看到左侧庄严雄浑巍峨向上的长城扶梯，民族之感油然而生。不到长城非好汉七个大字，一定会激起你的豪迈情怀；迎面看到的是斗志昂扬的“工农兵”雕塑，与大厅顶部悬吊的黑白历史影片浑然一体，将你的思绪引入激情如火的年代。经过雕塑，便见小桥流水，鱼翔浅底、山影垒翠的景色，你一定会感到这里温暖如春，生机盎然，敞开两扇庄重的红色大门，将你引入一千平米的餐饮演艺大厅。。。。

  正中央是毛主席巨幅画像，大台上有“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标语。西边有“兵团之家”、“知青部落”、“军管会”等七个雅间，置身其间，触景生情，感受当年蹉跎岁月的壮志豪情。。。护版上的红色标语，仿佛令你耳畔回荡着那震撼九州的革命口号。。。重温红色的历史吧。。。

  革命的同志们，置身红旗飘飘，品尝美味佳肴，观看经典演艺，忆往昔看今朝，风景这边独好。。。让红旗飘飘，高高飘扬，永远飘扬。2007年3月。

  我们进到了大厅，看到了那造反有理的宣传画，真叫的触目惊心。我看了这些年轻人的演出，唱得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只是没有见到忠字舞蹈，语录歌不绝于耳，也可以说是再一次“惊心动魄”。它真的让我回到了那个年月。

  在这里看到的还有些当年的文物古迹。那用来给我倒水的瓷壶上有当年的彩照，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林副主席手上举着那小红本子。

   一方面是不许出版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不许对这场浩劫深思批判，一面却有着对那场浩劫的怀念和回归，或者说是一次封建法西斯年月的复辟。这都是没有忘记历史吧。不许以科学和历史观看历史，必然是歪曲的历史的重现。

  有一桌吃饭的年轻大学生，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吃“散伙饭”，我问他们，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吗？答不知道；我又问：知道反右派是哪一年发生的，是怎么回事吗？答，不晓得。再问：六四是什么日子？答，我们是学理工科的，你问学文科的同学吧，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对这些没有兴趣。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到这儿吃饭呢？回答是，听说这儿好玩吧。

  走进红旗飘飘大饭堂，你可以选不同口味的菜肴，你可以面对历史有不同的答案吧；不是有一本书叫《怀念毛泽东》作者在公然号召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吗？这里在做一种演习呢。

                                    2008．6．28草于北京

         今年值得一说的，是两个在美国生命科学界正春风得意的才子不久前双双归国，饶毅到北大做了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则回了清华，他是清华的毕业生。

         这种事，向来并不复杂，止一句话：如果为了最纯粹的科学研究，那么他们是不当回国的。这一点，他们也毫不否认，尤其是施一公，明说了这一点。那么，他们回国，就是为了纯粹的科学以外的东西了。

"爱国"就不必再说了，而应该说说他们提出的两种"感"：饶毅道，自己回国，最好的解释是"归属感"使然。他谈到杨振宁等人选择回国养老，也是作为他的观点"中国人的归属终究在中国"的一点佐证。而施一公则更是毫不客套、忌讳，说回国比在美国更有"成就感"——在美国做得再好，也止是锦上添花，人家少你一个不少；而回国则可以干一番"开风气"的大事，其"成就感"自然不可同年而语。

从这些话里看得出，饶毅更多些"文气"，从历史的视角想问题，认为民族文化对人的行止有极大的左右力。他在美国二十多年，或许正是一段逐渐体悟到"归属感"的力量和意义的漫漫路程。而施一公则更具美国式的"爽气"，比饶毅的话更"实际"，但那正是"君子坦荡荡"的风采。有人明明是为名为利，却大谈一套肉麻的爱国主义、献身思想；施一公所谓"成就感"，是实践他的信仰，那个留在他名字里的"一心为公"。

毫无疑问，他们归国，是立志要当所谓"学术领袖"的，时髦的话可能叫"一哥"，所以难免为有些人所非议。这也许怪不得非议者，因为中国想当"一哥"或当上"一哥"的庸才、坏才的确不少。但原则还是不能忘：所谓"当仁不让"，凡够本事的，就是要当一哥，把位子给谦虚掉了，让次一等的当，反而是罪过。现在北京两大高校把够一哥本事的人请到了手，如果却又不让他们潇洒，不给他们"归属感"、"成就感"，甚至要杀杀他们的锐气之类，那真是人格有点分裂了。

当然，他们俩绝对都是狠理性的人，不是一时冲动就做了海归。说实话，凡海外学者，不觉得中国的学术生态不尽人意的，应该是没有。但毕竟那神奇的归属感、成就感又让两人跃跃欲试，所以在他们归国全职工作之前，都有较长时间的、从试探开始的学术交流、指导活动，一年往返两地也不少。这样做的名科学家或许并不少，王晓东就是另一例。

说到王晓东，他，鄙以为与饶、施两人心性颇有不同。我毫不怀疑他与饶、施一样爱国，他也有爱国言论。但他之所以不回国（至少是目前为止），说明无论饶毅所谓"归属感"还是施一公所谓"成就感"，都不敌他对生命科学的情感。凡是以科学研究至上的人，只要他头脑清醒且始终保持清醒，那么，在国外，尤其美国，专心研究的确是不二抉择，这也使得王晓东始终避开国内为他贴金的好事。有人把学者分为"为学术而学术者"与"为人生而学术者"，借用这一分类法，至少迄今为止，王晓东属前一类，饶、施属后一类。他们自然都相信科学无国界的理念，但后两位有更强的国的观念。

中科院的海归才子王鸿飞曾为饶毅归国写了一篇博文，说他又是一只扑火的飞蛾，并祝愿他的翅膀不被烧掉。等施一公也归国后，他也写博文，说得挺好：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人可以赌，如果乐观派赢了，即施一公成功了（我想读者明白这个"成功"），那么赌金就归这一派均分；如果悲观派赢了，即施一公没有成功，那么赌金应当全给施一公，作为一点安慰与补偿。王鸿飞相信，施一公失败了，绝对不是施一公的问题！

从近代到当代，中国学子，尤其是优异者，大都有一种极强的"留学生情结"，时髦点干脆叫"留学生文化"罢，这种心态，到庚款留学时代就非常普遍了。胡适在其留学日记里就写道，我们留学生是去采集"海外灵芝"的"篙师"。的确，在当时众多留学生心里，海外决不是归宿，就好似蜜蜂，那海外止是鲜花蜜源，采了蜜，总归是要回蜂巢的，否则，辛勤外出采蜜就失掉了意义。如今自费留学愈发普遍，这种"篙师"的使命感自然愈发淡薄了，或许有人就要说如今留学生太自私。但关于"自私"的是非，实在不宜即刻讨论，到此为止。我认为，留在海外的未必自私，慷慨回国的亦未必无私，至于"私"也未必丑恶。在海外的成了功，喜气也照样传回娘家，至于学术本身，如果不掺和其他东西的话，更是无国界的。

丘成桐曾说，全职回国的，要比兼职的、交流的远要可敬得多。而在王鸿飞看来，"可敬"之处正是聪明绝顶的飞蛾为什么还会扑火吧？

中国人绝不低能，但如果让一桩桩事实不断印证了"当今中国人呆在中国就会变成低能"的论调，那么不久，爱国就会趋近于自残或者自杀了，亦即王鸿飞所谓"烧掉翅膀"或"直接火葬"。我想凡有脑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一种困惑：一群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生活在壮阔秀美的神州大地上，在一个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体系里，几十年来，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历史反思"，大概就是要解答这个大问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最有效、最优化地解决这个大问题？

中国人到底会不会不承认自己的"勤劳智慧"？至上我听一个天津人说，天津人特点就是"好吃懒做，素质低下"。那中国人会不会不承认祖国河山"壮阔秀美"？至少我看到狠多极难逆转的环境恶化。至于体制的问题，虽然最为"敏感"，但似乎也因此而最没有疑惑，不满的人实在是遍及全国，甚至到了国际上。但有人说："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不无道理，我是赞成的。中国历来爱把官（或者今天的"官方"说法"公仆"）与民分为两种人，其实官都是从民中出来的，官场也止是一个特殊的"民场"（如当今大学的学生会，就被当作是很好的实习官场）。把现代中国的问题都推到"官"身上，也是很盲目的了。那么，就再把"民族劣根性"之说拿出来？关键是，有所谓"劣根性"的中国人到底占了几成？中国的问题，会不会止是"劣民"（包括"劣官"）的比重过高的问题？

要改变这个比重，这个万恶根本，靠什么呢？这样一来，自然就想到了教育——唉，中国的教育又是一团糟，可见中国的问题，会不会止是教育的问题？

我们无法选择学生，但是可以选择老师。王鸿飞说，如今全球6万海外的华人博士，九成都留在国外工作生活。如果其中大多数回国，那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学术生态和科研实力。而这种大好局面，却是国内大家"都绝不希望的事情"。王鸿飞说，因为"安定团结"的缘故。既然王先生不屑解释，我就来解释：饶毅说过："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同样一个学生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是学术自杀。"他还说："许多学校和老师不配带学生、耽误了学生的培养、没有使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我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都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一个这样人的回来，该下岗的或许还"我自岿然不动"，但如果几万个这样的人回来呢？继续王鸿飞的飞蛾说，一两只叫"飞蛾扑火"，是自残、自杀，但如果是几万只，那就是"群蛾灭火"，势在必得了（聪明的飞蛾甚至可以做到一只都不伤，只要把火死死围住，断绝氧气供应，火就灭了）！

那不是安定团结了吗？非也，那些"该下岗的"可不是吃素的！学术上不行，别的地方可行着呢！这就是王鸿飞先生所谓"安定团结"的问题了。

饶毅先生曰："现在的中国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时期，迄今的迹象来看，中国政府也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政府。"我想，那六万海外博士将来肯不肯当篙师，把海外灵芝带回来，就看这个"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政府"的了！

杨惠冬

20080613-22

（拍案而起，2008-07-14）

转自作曲家许如辉纪念网

   现代社会印刷技术发达，任何智力作品面世的第一天，就会留下准确的文字记录，这为创作权益保护提供了可靠的手段，任何纠纷案件只要查看它面世时的第一次记录，就能准确断案。然而身边却有这样一起作品名誉权案，原告提供了作品发布时“权威，公开”的第一记录，但审案“既偏离诉讼主题，又无视历史档案”，官司依被告的口证要求结案，历史真相被搅得面目全非。此案发生在被赞为“改革开放前沿，一切同国际接轨”的上海，真是不可思议。该起名誉权诉讼案就是(作曲家)许如辉家人状告中国上海唱片厂，扬子江音像公司和音乐制作人汝金山的侵权案。

   许如辉，又名水辉，中国现代歌曲创作先驱者之一，中国第一位被电影公司聘为专职电影作曲的音乐家。早年在上海研究国乐，抗战期间奔赴战时首都重庆，从事“音乐救国”，“音乐复兴民族”活动，主持创办了抗战难童国乐教养院。期间创作了歌剧《木兰从军》，话剧《棠棣之花》等鼓舞抗战士气的音乐，并受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所托，编写《国家典礼乐章》。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从事戏曲音乐创作，1952年被勤艺沪剧团聘为专职作曲，创作了《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两代人》、《家》、《白鹭》、《陈化成》等近50部大戏的音乐。1987年在上海逝世，2007年被上海市虹口区列为居住虹口的爱国文化名人。

   案起于2005年8月。许如辉家人购得由中唱上海公司出版发行的名为《沪剧名家名曲伴奏系列（3）》的录音带，使用了许如辉作曲的《妓女泪》、《为奴隶的母亲》、《龙凤花烛》、编剧并作曲的《白鹭》，但未署名“作曲许如辉”，却署名为 “配器指挥汝金山”。许如辉家人又购得另一套三辑光碟名为《沪剧杨飞飞流派演唱会》，11部许如辉作曲的作品全署名为“汝金山作曲”，于是许如辉夫人(加拿大)和她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子女作为原告方，把侵权的三方告到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并提交半个世纪前相关作品演出时写明“作曲水辉（许如辉）”的历史说明书、曲谱和报纸广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但被告方却坚持:“许如辉不是这些作品的作曲者”，“发行的名家名曲录音带都是杨飞飞的唱腔，是杨飞飞设计的”，并提出请沪剧界有影响的杨飞飞女士作证。这个要求使一起“作曲诉讼案”变成了”唱腔设计的诉讼案”，完全背离了本案侵犯著作权的主题，被告这一转移视线的要求却为审案法官采纳。

   杨飞飞，上海市勤艺沪剧团(创建于1949 年8 月)团长兼演员，在她任内，于1952年底聘许如辉（水辉）为专职作曲，并在许如辉作曲的《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两代人》、《家》、《白鹭》、《陈化成》等剧担任主唱，几十年中，两人配合默契。杨更视许如辉“亦师亦友”（见《电影百年——中国早期电影音乐作曲家许如辉诞辰95周年会刊》）。半个世纪来，杨飞飞在舞台上以演唱许如辉作曲的剧目出名，形成了所谓“杨派唱腔”，于2008年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沪剧领域)称号。

   案件庭审中，原告方提交了《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 《两代人》、《家》、《白鹭》等当年演出时，经杨飞飞本人以团长(即法人代表)身份批准在报纸上发布的演出广告，均指明:“水辉（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因此杨飞飞有义务说明历史事实，为已去世20年的老战友许如辉争回创作署名权。

   但不知杨飞飞出于何种利益考虑，在庭上出人意料，竟说:“杨派是自己唱出来的，绝不是作曲者作出来的”，“杨派唱腔是我在沪剧艺术实践中探索创作形成的，不是由许如辉作曲创作形成的”，“《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中的杨派唱腔是由杨飞飞等主要演员自行创作、乐师记谱，边唱边改，不断完善形成流派”。杨飞飞作证至此，五十年前由她亲手签署的“作曲:水辉（许如辉），演唱：杨飞飞”的历史事实，连影子也没有了，杨飞飞给许如辉发了十几年工资算是让他白享清福。

   杨飞飞所作的口证，被上海市中级法院采纳，一审判决：“对许如辉家人的起诉不予支持”。当年以“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公示的许如辉所有作品刹那间成了“唱腔设计：杨飞飞”。

   判决一出，音乐界、戏曲界一片哗然，他们成立了声援团支持原告。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馆还专门召开“尊重历史、尊重作曲家著作权益、暨许如辉戏曲音乐案”座谈会。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陈钢教授首先指出：“这起判决违反了‘不诉不理’的基本准则。本案告的是汝金山侵权，但法院避开了原来的主攻对象，通过汝金山推出的杨飞飞的无证的‘口头证词’，将目标转向许如辉，实际上是将许如辉变成被告了。杨飞飞并没有告许如辉！按照法律不诉不理，为什么要理她？” “(判决书)通篇都是用和汝金山有关系的人的‘口头证明’作为‘证言’，以图推翻几十年铁定的历史事实，抹杀戏曲前辈一生心血，太轻率、太残忍了吧！” 陈钢教授更指出如此判决后果的严重性：“历史上的广告、说明书，作曲署名一直是‘水辉’（许如辉）。这是个历史事实，假如把这个事实推翻了，那不得了，所有的演员都可以说都是他的唱腔，都是他作的曲”，“此事不是对许如辉一个人的否定，而是对整个戏曲界作曲的否定”。他愤慨地警告：“假如我们上海出现了最后高院也是这样判，那是上海的耻辱，也是上海司法的无知”。

   原上海沪剧院一级作曲，长宁沪剧团团长奚耿虎强烈不满：“许如辉署名被莫名其妙去掉，一点道理也没有。水辉先生人虽已不在，不能说话，但他的作品还在，事实还在! 奇怪的是，讲这些作品不是水辉这句话的恰恰就是当时的领导(杨飞飞)。当年有她领导的同意，才能在报纸广告上，演出说明书上，署名“水辉(许如辉)作曲”，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法人行为，现在她这样说要负法律责任的。要是我这样做，利用沪剧团团长职权剽窃别人的东西，这是很严重，很可笑的事情”！

   原告方坚决反对违反“不诉不判”的司法原则，把“创作名誉权”之争引向“唱腔名誉权”之争，把保护“许如辉的创作名誉权”演变为“保护杨飞飞唱腔名誉权”的判决。更对所谓“杨派唱腔”同作曲的关系进行剖析：“唱腔只是演员唱功的表现；唱腔离不开作曲家创作的主旋律；唱腔在任何音乐作品中不占有独立地位；没有作曲家许如辉写出主旋律，何来杨飞飞的唱腔”? 他们写了长达40页（两案）不服判决的“上诉书”，又一次横渡重洋飞来上海，上诉至上海高院，要求复审重判。

   12个月过后，终审判决出来：“维持原判”，且比一审判决更彻底的否定当年由杨飞飞签署的“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的书证，判决结论中写道：“许如辉虽然在《为奴隶的母亲》等10部沪剧剧目的演出资料上署名‘作曲’，但这一署名方式并不代表对整个剧目中所有沪剧音乐元素的创作”。完全剥夺了许如辉的署名权。

   沪剧界老前辈周良材先生听到消息，气愤之极，向许如辉后人表示：“无啥可吃惊的，因为这个社会有一批人已经疯掉了! 跟他们一遍一遍解释，什么是戏曲作曲，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著作权法》，有什么用？与一批整天胡说八道、毫无正义感可言的人在辩论，是白费精力，是抬举了他们！”

   该判决已执行，但按民法规定，原告方还有向法院质疑的机会，他们表示“决不放过机会”。许如辉的妻子(加拿大)已届九十，终年卧病，官司一直靠她的女儿(加拿大)许文霞横跨太平洋万里来回，不停奔走。面对以逸代劳的法官和被告方，口焦舌干，艰苦可想而知。整个诉讼真像一百年前让浙江省余杭县出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 (一起也是因证人--“小白菜”在庭上胡说一通的口证搞成的冤案)，可称它为《杨乃武与小白菜》21世纪国际版，因那起奇案中余杭—杭州--北京，千里来回呼号的也是位女性(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

   案件远未结束，环绕着《为奴隶的母亲》等名剧到底是历史资料所写的那样：“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还是杨飞飞口头说的“全是我杨飞飞唱腔唱出来的”这个根本分歧，一场维护历史真相的对决正在展开。杨飞飞已不惜用第二生命“诚信”作抵押，否认她五十年前以法人身份向社会公示的“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的历史结论，犹如泼出的水，已无收回可能；而拥有许如辉作品署名权历史铁证的许如辉家人也毫不示弱，在网上不断公布杨飞飞亲笔签署的“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的原始铁证，不断收紧包围圈，步步紧逼。但杨飞飞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头衔，空前风光，更有审案法官为她的口证撑腰，占尽上风。而原告许如辉家人头上无光环，手中无权势，只有一叠证明“许如辉作曲”历史铁证，形势险恶。

   “一朝输赢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赞颂两千年前刘邦一败再败后，终于在垓下一战干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的千古名句，该不该在这场对垒中再次应验?  

                 新语丝（XYS20080714)

                  原贴：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xuruhui.txt  

相关参考:许如辉与《上海王》/ 许文霞(2008-05-21)

答 黄 公 演

郭立田

收到陈独秀与中国革命网站关于独秀园的一组图片与黄公演专门指控我的文章。黄老在文章中讲什么跟我是“冤家路狭”，“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怎么敢跟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托派做冤家对头呢？我是个凡人，既没有幸加入中共，更没有幸成为托派。黄公演是位高举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旗帜但不幸却曾经尝过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滋味的托派人物，也是个现在定要把陈独秀拉回到托派阵营甚至拉回到中共党内的人物。陈独秀如在天有灵，现在是否愿意再回托派和中共，我不得而知。但晚年的陈独秀已在1937年公开声明，自己“已不属任何党派”，难道还单单属于你们托派吗？。陈独秀是属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请你们不要再以小派别之私，打陈独秀的主意了吧！你们死了那条心吧！你们已经没有资格颂扬陈独秀了。恕我无知，我不知道黄公演当初是否中共党员，现在是否已恢复中共党籍，也不知道他们的第四国际现在壮大到何种程度了，更不知道他们领导的世界革命何时才能成功。但直觉告诉我，现在的托派与第四国际正象黄公演在批驳我的文章中，称呼伯恩斯坦与普列汉诺夫那样，是“已经深埋在历史垃圾堆里的货色”，黄公演为托洛茨基招魂遥拜恐怕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吧！老先生的托派情结我能理解，但我决不能苟同，更不想附和。

黄老先生，我现在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与你争论，好象也不值得。你在国内出版的陈独秀研究的刊物上对我进行公开指责已不止一次了，我的态度本来是不与理会的。可你非要纠缠我，八十多岁的人还要偷偷摸摸在不知名的网站发文，搞突然袭击，贬损别人，诬控别人，你觉得光彩吗？我与之争论的对象决不是你的那些老掉牙的古董，而是当今的主流派意识形态。马列的书我读得多了，用不着你搬弄来教训我。我主要是研究哲学的。例如，你们的偶像列宁的《哲学笔记》我熟读不止几十遍，你未必做得到吧！列宁在那本笔记中说：“不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懂得马克思的。”（大意，具体页码你去找吧）大概你是少数几个懂得马列的人了。你到处引经据典，而且还都是些尽人皆知的东西，千万别闹出笑话来啊！我的意见是，请别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了吧！

不过既然你又对我发起了攻击，那我就“来而不往非礼也”了！但我又不想成篇大论，因为我不想与已经死亡了的学说的捍卫者争论。倒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第一，对斯大林。你不是说我很少提到斯大林吗？我告诉你，我认为斯大林是个杀人恶魔，他已经臭得不能再臭，我懒得提他。只是我认为，他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彻底消灭了托派，如果托派当政，那他们会杀害更多的无辜。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宁要斯大林，不要托洛茨基。因为枉杀两千万，总比枉杀四千万好些，毛泽东总比波尔布特好些。况且，提到斯大林，就不能不提到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导师。（请看《斯大林秘闻》169页。）

第二，对中国托派。当初毛泽东把中国的托派一网打尽也许并非坏事，因为如托派在中国当政，中国的文革恐怕要早开始十几年，也许至今还没有结束，那么受迫害的人就恐怕不止一个亿，而是几个亿了。想一想“四人帮”泡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是典型的托派理论，恐怕也是你老十分欣赏的理论吧！

第三，对你本人。你受过苦，知道被专政的厉害。如果你当权，我肯定要成为专政对象的。可你却向我保证说：“我可以告诉郭教授，只要郭教授不在行动上（加重号是你加的）推翻工人政权，我想列宁这话对你毫无关系，动不了半根毫毛。”你的这句话让我愤怒！你以什么资格向我这么说话？听这话的口气，你就是“工人政权”的安全局长了。可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人政权”在哪里。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吧？因为你被中国大陆的“工人政权”专过政，它决不会请你当代言人。好象也不能在香港，因为香港的政权是富豪们的政权呀！那么在美国、在英国？据说英国有几个托派，可他们分明没有建立起“工人政权”啊。所以你老先生大概是在做梦吧！精神病中有一种叫“幻想狂”的，你老千万别患上这种病，精神病！再说，托派说话可信吗？托洛茨基就是个出尔反尔的典型。读了《先知三部曲》，给我的印象是，托洛茨基确实是萨尔多所说的“无情的专政者”（见第一卷381页）。我给他列了一个公式托洛茨基=天才+投机者+领袖狂+唯意志论者+暴力狂+镇压狂+独裁者+出尔反尔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所以你们托派的话是不可信的。托派自称为列宁主义者，可你们的列宁是怎样对待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多亏现在是胡锦涛当政，我这个教授还能当？如果你们当政，我就只能进劳改队了。

第四，我想向你请教：按照你们托派的想法，在中国应怎样实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主体是谁？——国企工人？下岗工人？农民工？童工？还有，专政的对象是谁？——外资企业老板？私营企业老板？自由派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托派？还有，阶级斗争还要不要搞？谁跟谁斗？你能说得清楚，我就拜你为师了。算了吧，我正忙着写我的书稿，拜拜！你如果非要同我辩论，那么你就必须首先为你对我说的那句话，向我道歉。 郭立田（2008年6月12日)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27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下午的小组讨论。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陈研学者中也有抬头。以往的历届陈研会中，学者文章、发言中，我没有听到或看到说陈独秀前期或晚年有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所谓陈独秀也是“两头真”人物。这种说法，我的确是第一次听到、看到。也许是受这两年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影响。

 　　关于所谓“两头真”问题，我早想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个说法也许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往往有过“光荣”的过去，现在就是离休了，还是受人尊敬。

 　　我想说的，他们不能被定性为“两头真”，应该实事求是地称为“两头空”。

 　　这些人年青时有热情，有朝气，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投身火热的斗争，愿意抛头胪洒热血，为了个人的“理想”、“信念”，能往往直前，不怕艰难困苦。过去不是有这样的歌词么？“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也许就是这个经历，他们首先获得了“真”的称呼！也是第一个“真”。可是遗憾的是，他们争得的现实，不合乎他们当初的“理念”、“理想”。其实，他们当年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已经被斯大林主义污损了的假的“共产主义”，并非马列原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理想落空了！所以我说：“落空”了！这不能称之为“真”，只能实事求是地称之为“空”。

 　　近几年他们来个转变，180度的转变：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整天架给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招魂。将这些已经深埋在历史垃圾堆里的货色，贴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倒处贩卖，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将伟大的十月革命贬低为“政变”、流氓无产阶级骚乱。

 　　当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人们要求“人权”、“民主”、“自由”，我也举双手赞成。中国真的有一天能实现这些，在历史的里程碑上，应记上他们的名字，但民主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死胡同。德国在希特勒的淫威下，社会民主党不战自垮。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吗？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是部耻辱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主张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战争，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让国际无产阶级兄弟互相撕杀。

北欧福利国家的真相

　　现在人们整天标榜北欧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让我们看看法新社最近的电讯：“北欧向右特，改革福利国家制度。”

　　电讯说：“北欧历来是社会民主党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堡垒，然而市场自由化浪潮正在席卷该地区。在该地区，现有4个国家是保守派执政。”瑞典首相是保守派赖因费尔特，赖因费尔特组建的中右联盟去年10月上台执政。“瑞典北欧斯安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对本社记者说，北欧国家正在变得不那么独特，因为它们变得‘更像是欧洲主流国家’。”“瑞典已对本国实行的失业保险计划进行了改革，增加保险费，减少福利，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瑞典已经宣布了有关取消财主税和财产税。此前，前社民党政府决定取消遗产税。……北欧国家向右转是要使福利模式现代化，……从一定程度上说，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早就开始了这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社民党大幅削减公共部门。”

　　这些所谓“福利型”国家纷纷要向右转，最根本的原因是统治阶级在晚期资本主义下面，不惜实施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取消以往福利国家时代的种种改良措施，以维持财团的利润。

 　　看来他们的愿望、理想又要落空。这是他们晚年的“空”，因此它又不能称为“真”。所以，我也替他们感到遗憾，他们最后成了“两头空”人物。不过他们不需要我们担心，他们不少都是些离休人物，有吃、有用、有地位，总之，享受是中高级的，工农群众不能与他们相比，还要受到社会的尊敬，再加上他们的耄耋之年，肯定能平平安安，愉愉快快度过晚年。

陈独秀也成了“两头真”人物？

 　　话说回来，陈独秀怎么也成了“两头真”即“两头空”人物了？！

 　　我再次阅读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我发现陈独秀也注意到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我的根本意见》中的第14条中陈独秀说：“……十九世纪武器新战术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第15条，“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我们用不着分析就可以理解陈独秀晚年思想，1、陈独秀不是主张要取消暴力革命而走议会道路，他说的是减少不是完全放弃“巷战”，即完全放弃“暴力”；2、陈独秀在第15条中明确表示：只有资本统治崩溃，才能取消私有财产。因此走和平的议会道路只是幻想。所以仅仅这两条，就可以肯定，在晚年陈独秀身上，找不到半点、或一丝一毫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子。

 　　最有说服力的，是1942年5月27日离陈独秀逝世只有14天写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在该文中，陈独秀歌颂了“十月革命”，歌颂了俄罗斯的革命群众，歌颂了布尔什维克党，歌颂了革命领导人，他说莫斯科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灯塔！由此可见，谁要说陈独秀晚年信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是侮辱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第四期